官办展会改革坚持的“政府主办、商业运作”体制，其思路如同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土地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经营承包制。其出发点就是，不改变展会的产权属性，只在展会的经营权上做文章。因此，“商业运作”的内涵就是由非政府机构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在政府领导下承办展会。

由于坚持“政府主办、商业运作”的体制，官办展会承办机构的选择一般有三：一是，设立政府直属的事业机构承办展会。如“中国-东盟博览会”所在地广西自治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所在地吉林省，分别设立博览局负责承办事务。二是，指定官方机构或国有企业承办展会。如北京“文博会”、“科博会”、“京交会”，均由北京市政府指定北京市贸促会负责承办。三是，通过招标遴选企业承办展会。如武汉“机电产品博览会”现由中德合资的光亚法兰克福展览公司中标承办，沈阳“制造业博览会”现由民营的青岛金诺展览公司中标承办。

官办展会的改革虽经多年，但成效不彰。参与其事者无论是政府内部的人士，还是承办机构的人士，怨言不少，诟病多多！为何“政府主办、商业运作”的改革难以达到设计者的预期，可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主题背离市场需求的官办展会，“商业运作”不可能令其焕发活力。
相当多的官办展会主题，是根据政府公共政策或政府部门职能设计的。这些主题有的只能办成宣传政绩的“成就展”或“形象展”，多不适合办成制度化举办（一年一届）的经贸展。企图将主题背离市场需求的官办展会通过“商业运作”的体制改革达至激活、做大的目的，终究逃不过展会越办越差，越办越烂的命运！

其二，主题适合市场需求的官办展会，“商业运作”受制于主办者，难以发挥作用。
在“政府主办、商业运作”的体制下，由于政府强势，或者非政府的承办机构贪图政府财政拨款，承办机构基本上只能遵从政府的指令行事。加之政府要显现主办者权威，又加多年形成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习惯，往往以规模大、活动多、档次高、造亮点为指导思想，指令承办机构达标（许多政府将此列为承办指标，写入承办合同）。在承办过程中，不少政府及其部门领导喜欢任意、经常地干预承办事务，且发号施令者众多，又常常朝令夕改，以致承办方无所适从，公关成本、业务投入高企。因此，这样的“商业运作”，对于政府而言，只是在政府下面多了个展会事务的办事机构；对于承办机构而言，只是采取商业的方法为政府服务，并不是服务市场（不是服务展商和观众）。
在此体制下，承办机构有三大困惑：一是，政府与承办机构签订的承办合同都是短期的，常见一年一签（理由是政府财政管理规定，每年都要重新签约）；经承办机构反复申明道理，承办签约三年以上的也不多。二是，政府一换领导人就有可能发新指示，改变原定的承办工作内容。这种情况十分多见。每遇此状，承办方提心吊胆，苦不堪言。三是，主题适合市场需求的经贸展会，尤其是B2B的专业展，必须培育市场。其核心是专业观众资源积累和营销服务。凡讲求信誉、管理有素的承办机构，须花功夫培育市场，方可促使展会持续发展。然不能保证长期承办的展会，商业机构怎会花费投入呢？如此一来，展会效果自然不好。政府又以此改换承办机构，弄来弄去只能是恶性循环。

其三，不触及产权，仅在经营权上的改革，很难达成市场化意愿。
中国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早已为股份制和民营化改革所替代。对于现存的超大型国企，“18大”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求。而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也一直在调整，新的改革是围绕推动集约经营的土地流转制度而进行的设计。
不动产权，只改经营权的官方展会，在顶层设计上有悖改革经验，也不符合“18大”关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精神。
必须指出，可以尝试产权改革的官方展会，应该是有市场需求的经贸展，主要是专业展，而非宣杨政绩的“成就展”、“形象展”。
还须指出，导致官方展会产权改不动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办者不希望财政资金“断奶”。如改革展会产权，财政非但不会拨款，而且还要获取产权出让或国资经营的收益。因此，不动产权对于政府主事机构甚至主管官员是有利的。可供观察的事实是，替代政府操盘展会的国有机构多为事业机构，其上级并不是国资委；机构人员待遇“参照公务员”，机构领导保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由此可知，政府的主办者多将官办展会视为展示政绩的窗口，获取财政资金的项目，并不在意展会能否真正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