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道

　　“因为他们想要成为第一。”在香港参加美国社团管理协会（ASAE）亚太区会议时，笔者问国家会议中心前销售总监Jennifer，新加坡为什么会成为亚洲第一的国际会议城市时，她脱口而出道。

　　多年来，新加坡一直占据亚洲第一国际会议城市的位置，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ICCA）每年发布的国际会议城市排名表上写得很清楚。那么，新加坡何以牢牢占据这个位置呢？三月下旬的香港、新加坡之行，寻找问题的答案成了笔者的主要任务之一。

　　到香港参加ASAE亚太区会议的人都与国际会议有关，这是找到答案的好时机。谈到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一国际会议城市的原因时，大家兴致很高，而且似乎都有现成的答案。来自会议组织方、会议公司、会议中心、会议酒店的朋友们，从不同角度让这个答案变得更加丰满。

　　同样一个问题，新加坡人的感受与外面人的不太一样。新加坡的会议从业者在谈到新加坡MICE行业取得的成绩时，都把功劳记在了政府头上。他们认为，新加坡目前的繁荣与政府积极的执政理念以及有效的运作模式密切相关。

　　在新加坡停留期间，正值新加坡举国哀悼国父李光耀，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了政府及其领导人在这个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切迹象显示，国民们是发自内心对这位把新加坡从贫穷带入到富强的领袖心怀崇敬。

　　此外，笔者也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李光耀纪念展示区的大屏幕及电视反复播放的李光耀执政时期演讲的视频里明显感觉到，强烈的危机意识以及由此转化而成的发展冲动蕴藏着巨大的内在能量，使得他们的战略目标——将新加坡这个资源贫乏的小岛，建设成一个充满魅力的花园城市，建设成一个富有而强盛的国家，不会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联想到新加坡MICE业取得的成绩，没有人会觉得意外。

　　国内很多城市都在发展会议与奖励旅游业，都想成为名满天下的“国际会议城市”，但收效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问题在哪里呢？新加坡的经验能不能借用一些呢？

　　首先来看政府角色。会议业与展览业、旅游业基本一样，都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受访者普遍认为，与亚洲主要城市相比，新加坡政府在MICE行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而有效的。

　　一是定位准确——新加坡政府认为，MICE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旅游业的框架中来促进和发展；二是管理得当——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针对性的政策和扶持资金，系统性的推广计划等；三是协调到位——政府与企业有机结合，形成了一套统一而协调的市场运行机制；四是理念先进——国际化的视野，创新性的思维模式；五是举措果断——新加坡近些年推出的滨海湾金沙和名胜世界项目，排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综合体设施的前列，涵盖会议、展览、奖励旅游以及娱乐、购物、美食等，成为新加坡推动新时期会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其次来看MICE市场环境。受访者认为，新加坡有着亚洲最理想的举办国际会议的环境，包括合适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良好的城市形象、国际化的语言环境、完善的会议展览设施、无可挑剔的服务等。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黄建银对新加坡的服务有着特别的体会。他说，新加坡的常规服务没得说，有时候还会给你意外的惊喜。有一次，他到新加坡参加会议，从机场乘车到了酒店门口，门童一开车门就直接说：“欢迎黄先生到我们酒店。”这着实让黄副秘书长吃了一惊。

　　再来看办会性价比。“酒店价格是有些贵，可会议场地租金比国内个别城市同层次的还要便宜。总的来说，在新加坡办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有过新加坡办会经历的朋友这样说。

　　到新加坡办会的主要理由有：一是新加坡国际化程度高，城市品牌形象好，对社团会议来说人比较好招；二是政府积极协助、企业服务到位，会议的综合效果很不错；三是在新加坡办会，会费能够提上去，这对社团来说总体比较划算；四是滨海湾金沙、圣淘沙等特色鲜明的综合性设施知名度很高，对企业会议与奖励旅游活动很有吸引力。

　　新加坡政府为什么愿意在MICE方面下功夫呢？因为新加坡资源很少，只能在有限的领域深挖，把MICE做到极致。

　　中国市场基础好、行业门类全，政府和企业可做的项目太多，却不能把某件事情做到出类拔萃。《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认为，事物在压力下往往会逆势增长，而那些被剥夺了压力源的事物则会变得脆弱，甚至会倒塌、崩溃。那么，激励中国会议与奖励旅游业的压力源在哪里呢？

　　（作者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会议》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