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林（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批评家、策展人）

如果我们将对艺术的责任看作策展人工作的核心内容，那么，不断地接触并深入了解年轻艺术家创作状态，无疑是工作的重要部分。

2012年7月，在东莞，一个以装修材料市场为周边环境的画廊里，我完成了“叙事句”。

参展的几位年轻艺术家对于困境的感知和反动，是令我向往的艺术家气质。很多时候，他们执着于创作的非目的性，相对清醒地保持着对自身独立性的警惕，他们会聚在一起进行讨论。为了清晰地勾勒自己创作的情境，他们也尝试过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地点，以作品展开与观众的讨论。

他们所共同面对的场景具有两个特点：20世纪以来，全球艺术界都在不断地将艺术理论化，缔造出了一个充满了功能性的、程序性的艺术理论时代。目的、意图都先于创作活动本身而存在。这些各种类型的理论，共同形成了艺术创作的语境，不断地被直接地运用于创作之中，效果近乎立竿见影。将艺术作品意义的普遍性与语境性结合起来，成为一个难题。另外，当代艺术是否还具有美学意义，是我们常常面临的提问。提出这样的问题，最大的理由在于艺术作品已经呈现出非感性化的面貌，一直以来的审美经验无法对应于此。新奇之物不断涌现，人们很难再诉诸感觉。回复艺术的叙事功能，无疑也是方向明确的逆动。

在过往的讨论中，他们追寻创作与时间的关联，渐渐清晰地意识到：艺术叙事的断裂，是明显存在着的。他们早已无法按照“来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去创作，去表达。于是，他们将叙事方式、语言本身作为了创作最为核心的诉求。

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不是一个组合，也不是一个团体。是困惑令他们获得一种同道之感。其中，还有几分对学院艺术训练的反思。在展览中，六位艺术家着重于讨论作品与呈现的意义之间的时间关联，大部分作品都保持着对叙事的兴趣，但并不刻意选择当代文化、社会上重要的历史时刻，也不采用历史学家的探讨方式。

在刘悦笛对阿瑟· 丹托（Arthur C. Danto）的访谈（《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叙事句”的观念。

丹托认为“当我说，‘彼特拉克（Petrartch）开启了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并没有通过口头宣称或者撰写一本书来这样做。或许，这就是第一个文艺复兴事件。但是，文艺复兴包含了成千上万种活动，其中的一些就包含在彼特拉克具有特定风格的绘画图像当中，而非相关的观点当中。彼特拉克的任何同时代人没有人能够这样做。所以，在同时代人当中，没有人能够说：彼特拉克开启了文艺复兴。因为他们缺少的就是所说的知识。因而，一个叙事句就是根据未来而描述过去。”

在彼此的通信中，我们展开过关于“叙事句”的讨论。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唯独“现在”不具备任何重要性。他们当中的一位，版画家黄洋这样展开阐释：

在我看来，“未来”是大量不可测因素的集成，有着太多靠谱或不靠谱的方式去成就一件作品。对未来的探究和试错，形成创作者的实验精神（有时候，这种普遍存在的创作态度会被误解为前卫精神）。未来也意味着对“现在”的不满足而生发的想象。艺术家最大的自由或许就在于，他有充分的理由和自信去重构对“现在”的印象；而当“现在”作为被重构的印象出现时，作品本身也成为了对过去的一种描述。艺术家带着某种期许去发掘当下的意义，却总是绕不开“过去”这道门槛。反过来说，无论“过去”在创作动机或作品里体现得多么明确，只要现场注入了艺术家的个性，观众总是能根据艺术家的想象而感觉到未来的指向性。

展出的部分装置运用日常的材料、用具，钩沉出个体、社会发展的“前世今生”。部分作品通过图像的方式将古已有之的艺术语言的气质进行新的呈现。艺术家们努力开拓旧概念，向新领域的扩展，其结果，体现在（其他的）艺术家愿意展开讨论，观众乐意了解。

《叙事句》，2013年元月在扉艺廊再一次展出，我们根据空间结构，将话题与讨论通过作品又阐释了一次。也让我再一次着迷于作品与空间的彼此关系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