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投资协会、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和《国际融资》主办的“2012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暨国际融资论坛”和“2012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暨2012十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定于2012年7月5日-6日在北京举行。图为清洁发展企业的绿色融资机遇论坛现场。

　　王连洲(微博)：我们就以下题目进行讨论，一个是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出路在何方。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节能环保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变废为宝、降低成本、提高产品使用寿命的新技术、新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问题，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出路在何方，余董事长能动性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

　　余延庆：

　　大家好，关于保障房的问题，现在在咱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几年由于经济发展特别快，特别是咱们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成本增加，土地房价迅速上涨，造成了一些中低收入比较紧张。现在中央政府出现两难局面，一方面对执政能力建设有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对房地产的价格打压力度太大，会造成财政崩盘，所以出现了两难局面。

　　在五年前，建设部副部长搞调研的时候，当时要求北京市国有企业老板，还有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我在五年前我就建议到，关于这件事情叫导输结合，解决保障房只有通过什么来解决呢，这几年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最大收益是中央政府，要求总理解决一个心态问题，就是把你增加那么多值的溢价部分钱，用于社保，解决农业税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对的，但是你应该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应该用于保障房和廉租房建设，从国外的经验来判，日本、美国等等一些国家，他们基本是解决中低收入比例是70%以上解决保障房，30%是市场运作机制，我们国家也应该要借鉴，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想解决保障房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做好中央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比例的调整，发挥三方的作用，中央、省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

　　五年当中解决3600万套保障住房压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房地产政策不能忽高忽低，解决保障房也应该实事求是，因为咱们管不了国家的事情，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空间地产开发我们加快进程，我们公司的原则也是要融入保障房的建设，例如在广州，汪洋同志批示了，把我的技术作为解决广东省保障住房的手段，商业运作给我提供一切方便，凡是我对政府排忧解难的，政府是欢迎的，也是要拿出相当大的公建产权，我只收成本价。我觉得要发挥多元化的优势，就是中央、地方、个人，有志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共同去做这件事情，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不完全是资金问题，现在还要解决土地紧张问题，资金问题可以多方融资，可以对老旧小区建设配置条件增加，采取商业运作来进行互为补充，也可以用这种办法，也可以解决保障房出现的瓶颈问题，我觉得保障房建设，就是要多元化的开展，除了土地政策、财政政策，还有相应的其他政策之外，还要拿出一些鼓励多元化的企业，为保障房服务的企业拿出鲜明的一些政策来支持他们，使他们在暴利的产业当中拿出一部分来利用保障房建设。我的观点就是这些，谢谢！

　　王连洲：

　　关于保障房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住房的总量，中国已经不算少了，有很多危房，这些都是我们原来没有控制好，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难。

　　张汉亚：

　　98年金融海啸之后，完全把商业房作为一个手段，虽然一开始也考虑到保障房，所谓的廉租房，但是一直没太重视。这些年房地产不断发展，所有的城市房屋增加得非常快，但是房价不断高涨，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所以中央在这方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作为政府要保证每个人的住房，不能让老百姓没房住，所以买不起的房人，就应该政府提供，开发商就给有购买能力或者想住高级房的人去盖房子。住房也不要光商业房，应该是有租赁房，有商业房，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们国家现在租赁房数量比较少，现在国家提出政府组织来解决保障房，开发商解决商品房。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租赁房，并不是所有租赁房都是低保的，其实很多中层收入的人，或者不是长住，租赁房应该是开发商和政府都可以开发的。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政府管政府的，企业管企业的，现在过度的调控造成了开发商他们不愿意在拿土地，不愿意开新房。没有开工，那么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就没有新房。咱们是市场经济，什么都过剩了才能价格下降，彩电、冰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下降。要想降价就不要限制它的生产量，你鼓励他生产，你得让他有钱才行，开发商房子卖不出去亏损了，他不开盘了，那不是造成逆反吗。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适当调整政策还是有利的。另外保障房制度还要不断完善，现在各市都在不断完善制度，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杜德利：

　　既然谈到保障性住房，到底它的出路在何方，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在保证保障房问题上，这些问题应该从国家层面上应该面对的。我们保障性住房，现在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从农村住到城市里，但是又搬回家了，为什么，他的综合费用提高很了不得，我们保障性住房应该解决他未来的费用，综合成本。真正靠正当挣的工资一倍都住不起保障房。这一点上应该做出一个集体解决方案，让我们住房的时候真正承担的费用应该少一定，是为我们大家吃饱饭，有房子住的同时，让他能够安家乐业，保障房的出路就是让他能够住得起，花得起钱，市场的问题市场来解决，国家出政策就够了，这是我的简单间接。

　　潘乐：

　　我来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信用保险公司讲的都是风险，昨天我的同事来过这里，讲的是海外投资的风险，比方说最简单的例子，到利比亚以后，在那边盖房子，搞实业，那边发生绿色革命也好，橘色革命也好，资产被当地征用，没收，或者战争爆发了，可能中国的企业出去以后就没有任何的收益回来，这就是政治风险。

　　那么我主要是做贸易性的风险，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杜董事长那边，比方说我们赊销给一个酒店五百台太阳能热水器，当时谈好的条件是二十天付款。

　　杜德利：

　　现在我们做了很多阳光公益经销员，还有很多家庭你使用太阳能不用花钱，以后还奖励你钱，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正是企业行为和社会公益挂钩。

　　潘乐：

　　比如五百台的热水器，半个月付钱，如果连锁酒店经营不善，造成不能还款，造成这种损失，损失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五十万的坏账，我们在4%利润的情况下，怎么来弥补这五十万的坏账，我们再做1千多万的生意才能弥补我之前的坏账，所以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对我们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信用保险除了作为保险来讲的基本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些特殊的衍生功能，举一个例子，就是它的促销点，比方德利太阳能热水器，还有一个别的牌子的热水器，这两个热水器系统都差不多的话，我如何把我的热水器占领市场份额更多，除了我在产品创新，产品质量，价格等等，这些方面做一些努力之外，可能我还要给我的经销商更多的优惠条件，包括半年以后，甚至一年以后你再把钱付给我，你先是使用我的产品，包括你有了收益以后再拿钱给我，肯定会提高我们的品牌，所以这个保险能够提高竞争能力。

　　第二个，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我们东方文化里面，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对信用管理，信用风险管理这方面比较薄弱，讲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顶尖的大企业，我不说哪个企业，我们去跟他谈信用保险的时候，但是这个企业里头居然没有一个风险管理部门，他每年应收账款超过百亿，前面如果没有对风险管控的部门，你后面的清欠部门工作量非常大，每年数百亿的应收账款，各种官司要打，各种律师要去委托。如果在之前我们有一个信用管理部门，帮助我们的企业筛选它的客户的话，那我们之后会屏蔽掉很多的麻烦。

　　今天在座的还有很多融资的专家，我再讲一下，信用保险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跟银行配合的资本功能。之前我们讲了，把我的产品分账给企业，那么我的资金压力就扩大了，我给一批货我就压一批钱，我的资金占压非常严重，怎么办？信用保险就是跟银行合作，在保险项下，给企业一个融资。

　　王连洲：

　　第二个题目，中国节能环保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环保现在很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政策上，是观念上，还是措施上？节能减排环保先解决哪个问题。

　　杜德利：

　　我是搞这个领域的，两句话说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太紧张了，第一句国家政策文件出了很多，也真正做了，但是没有实效，应该增加实效性，制度不重要，应该是以使用了节能环保产品了，谁能够得到回报，从采购商，从家庭应用上，包括各个市场取补贴他，然后他有钱再买这个产品，让企业有点利润。这个问题很重要。

　　张汉亚：

　　我们那么多法就是不执行，环保局知道这个企业排放要让他停产，地方政府说不行，停产我们GDP没了，失业出来了，所以我们中央制定政策，底下不执行，这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要动员社会，你要鼓励，对于不符合政策你要严格惩罚，现在就是奖惩不严所以造成现在的现状。

　　王连洲：

　　最后问题归结到GDP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最后又提出各种体制改革的问题。

　　左林：

　　我是来自青云床头，10年开始清华大学和硅谷的专家发起的，我们的特点从10年开始一直专注于节能环保。10年我们做节能环保投资的时候，大家认识的还比较少，很多人说你们做节能环保是不是做公益事业现在我相信大概国内80%都报节能环保放在投资领域的前三位。整个社会对节能环保的重视已经提到很高的位置上来了，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来说，我们不管政策上也好，执法不严也好，环保问题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现在讲环保、能源和经济这三种是关联的或者是互动的。中国现在环保问题，很多时候会出现执法的问题，或者说监管的问题，环保企业没法盈利的情况，很大问题在于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间，其实中国的环保要求和实际环保提供的资源是比例是不匹配的。同样的技术我们在欧美执行的非常好，完全没有后续的污染，但是在中国的话，每个项目都会有很多问题。中国定的标准很高，大家为了满足你的标准，自然就要各种各样的违规执行，最后环保局还要按照高标准来核查。

　　我的上司和环保部门也做了政策调研，现在其实节能政策本身是有经济收益的，从政策，从意识角度来说，我们做节能环保可能更多要加强一些引导性的政策，要调动社会资源，现在来看，不管从政府资源来说，对我们来说不匹配，作为我们引导政策要逐渐加强，调控政策要减少。从过去十几年的环保，所有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一窝蜂而上，建了一大批的环保措施，最后都实施不了。怎么能够调动社会资源，来推动节能环保，在节能环保过程中有自己的收益，这是下一步可能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

　　王毅：

　　我们公司也是企业，我们一方面做节能环保，新技术的孵化，同时也做投资。对于企业来说从节能模式上来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悖论，就是节能和经济周期有一个相反的关系，这里特别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为什么说是相反的关系呢？作为经济周期景气的时候，制造业景气的时候，能源的消耗，在节能的领域里面，占整个成本的比重并不是特别大，他可以通过加大产销，加快资金的周转，来实现企业的效益。我们要对企业进行节能改道的时候，往往要对他的工艺设施要停产，如果在他景气周期的时候，这个企业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我要停产三个月甚至半年，损失会非常大。企业生产销售比较旺盛的时候，经济周期比较景气的时候他是没有意愿进行主动节能的。

　　相反，比如这两天制造业生产不是太景气的时候，产能不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进行节能改造的，比如我们一些限产或者停产改造。这个时候虽然被节能改造，但是企业又没有足够的费用来支付节能改造的投资，目前可能很多节能改造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的节能设施上来了，但是企业的回款回不来，这是节能最大的问题。如何改变周期不匹配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作为投资环节需要重视的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哪家银行、金融结构，愿意参与我们节能改造反周期的操作模式。

　　另外环保，环保是一个成本型的商业模式，因为它完全是依靠这个企业支付环保的成本，来满足我们社会公共需求，所以他这个成本费用将来也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政策、执法都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我们从技术角度出发，我们更关心的是核心技术，实际上环保是通过核心技术来实现的，如果有一项核心技术就会带来环保标准，新技术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一个技术从产生到真正应用，我们这里有五轮的投资才能满足这个条件。第一轮有一个技术，第二轮通过技术形成产品，第三轮是这个产品找到了它的市场，有了业绩。第四轮就是这个产品技术得到了推广，形成了规模。第五轮这个产品，或者这个企业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有五轮投资我们才能把技术最后推向整个应用。

　　在投资环节里，我们市场上有大量的PE投资，股权投资，更倾向于做第五轮的投资，就是在爆发性增长，实现钱的阶段他才愿意做，但是这样，在环保领域，真正高新技术最需要的，实际上是在第三轮的投资，因为技术、产品这个环节，往往是技术团队发明人他们自己掏钱做的，但是要在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这就需要政府，包括资本来推动。国家计划委员会时期大量政府投资，后来改革变成发展改革委员会是核准式，以补贴的方式，不再代替市场从事这个工作。所以面临我们现在很多非常好的技术没有办法落地的问题，这应该也是这次愿意参加这个会，愿意跟各位交流一个重要的因素，希望通过银行部，通过金融机构，能不能在第三轮的机构投资上，真正做一些有价值的，重大突破的工作。现在常规技术已经推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有亮点的东西，现在需要在节能环保领域出现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这些重大技术突破，我们追踪已经有一大批了，水、废弃物等等都有。也希望在座各位同仁一块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谢谢。

　　王连洲：

　　政府支持节能减排、循环利用技术与材料推广应用的政策动向，绿色创新企业怎样获得政府引导资金、股权基金、低碳金融、政策性信用保险的支持？这里面牵扯了政策、金融。

　　张汉亚：

　　每年国家都拿出上千亿资金去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技术，国家很多部门，现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都有一些专项资金，他们网站都有信息公开，哪些项目可以搞专项申报，这些都给钱。但是说来说去政府给钱还是少，报的项目非常多，在座很多企业都报过项目，确实也是比较难。但是从社会角度，政府支持项目银行也都给贷款，但是总体来讲银行也要衡量这个技术是否能够真的获得效益，使他的贷款不付之东流。

　　总体上来说是慢慢推进，特别是在社会这块有很多积极性，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国家精力有限，很多民营企业有很多好东西拿不到资金，这个问题还没办法解决。现在各个行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是重视这个问题，发改委开一些会也在讨论，如何把好的产品进行市场推广，但是做起来，很多东西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整体发展还是在有效的推进。

　　左林：

　　我一直在讲，其实对于创投来说，投资比较低的产业周期里，会获得比较低的成本，创投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功能，他可以很好的利用各种资本，亚行是我们一直鼎力的支持者。国内的创投或者PE也好过于同质化，大家都被上市效应所吸引，而且大家都是顺周期来做，基本上判断经济越增长越拼命往里投资。我们觉得现在是不健康发展的状态，我们现在在创投初级阶段，没有从产业周期里面发觉它本质性盈利方式。可能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创投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和推动力。

　　杜德利：

　　因为这块我参与比较多，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像上学一样，中国中学教育体制相当不错，但是到了大学毕业之后，上了大学就放羊了，没人管了。现在国家政策也很好，也拿出钱了，但是申请来申请去，申请完了项目没人管了。很多企业上市之后马上就退出了，没有继续融资，可持续发展性，对咱们现在国家政策也好，循环利用也好，我们这块真正把体系健全了没有，这是我们注重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咱们这个循环体系，新能源也好，节能减排也好，申报程序很严厉，但是事后的监督，这方面还不够完善。

　　周小兵：

　　今天如果要是说政府支持减排，国家在财政部下面有基金，我是代表亚洲开发银行来的，我就我自己知道的，中国政府支持节能减排和我们亚行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对中国节能减排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说一个例子，在今年亚行和和中国政府合作建立了一个省级排放交易，这个就是为将来建立全国的统一的这种碳机制做的一些准备，这些事情是在做当中，但是现在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个是信息充分的交流，一个是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国际组织的配合。因为国际组织它的优势是它能够利用各个国家已经成熟的经验，来为我们做一些贡献。同时像亚洲开发银行这种银行，它还能够提供一些赠款，像这一个单个项目是亚行提供75万美元的赠款，这个项目是用在天津市市区建设。然后他是基于总量控制，交易机制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基础工作，这个体系是2013年投入运行，另外亚行还有这种其他的技术援助特别基金，比如说有二十美元赠款，气候变化机构的基金赠款。

　　亚行可以给在座的企业、机构提供一些信息，亚行可以从自己的基金里面提前拿出碳减排总数的50%，预先支付给企业，这个企业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投放的什么，就可以给自己减轻一些资金压力，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在中国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合作。其他的信息暂时先不占大家时间了，下面再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