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年7月15日，远见引领世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庆典在北京举行。图为论道：打造世界级的中国企业现场。

　　杨锐：谢谢HerminiaIbarra、RoseLuo非常感谢你们俩所做的分析。这50个幸运的卓越企业家也是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你们给他们所做的排行。两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第一就是越小越好。我想我们不是说暗指什么效应，我们也知道很多大企业都是以中国为基地发展。接下来他们发展就是企业的结构，或者说治理了，所以他们需要进行创新。第二、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榜单，到现在为止榜单是这样的，但是在未来还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也知道竞争比较激烈。

　　接下来我们有请《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先生主持“打造世界级的中国企业”的对话环节。有请何刚先生。

　　参加接下来论坛的入席嘉宾名单是：

　　微软(微博)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微博)先生

　　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

　　Insead商学院教授HerminiaIbarra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陈有钢先生

　　正和岛总编辑黄丽陆先生

　　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总裁刘持金先生。

　　何刚：今天下午的活动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哈佛商业评论》评论中文版作为一本商业管理杂志，它的活动内容和形式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的很多活动和论坛的形式不一样，它更像是商业管理案例和理论的探讨，今天下午我们融汇了很多内容。刚才Insead的同事发布了过去几年来延续的一个《哈佛商业评论》评论的这种最佳CEO的评选的标准。我们沿用我们在商学院上课，或者商学院管理的讨论，今天的首位会是这样一场研讨。今天的组合也非常有意思，有两位企业家，张亚勤和胡尔广先生，有两位来自国际的商学院教授，一位是哈佛的，一位是Insead的，代表欧洲和美国。同样还有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商业咨询公司的人麦肯锡的先生和刘持金先生，还有黄丽陆和我是代表媒体人。我们媒体人干的是组合各方面的资源，另外三种人是我们的采访者，我们的撰稿者和思想贡献者。我们的话题其实就是三个问题，什么叫世界级的企业？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需要一些具有世界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我们不同部分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离世界级的企业最主要的差距在哪里？另外如何从管理能力和领导力这个角度有所提升？我们今天因为主要是一个对话环节，所以我们每个部分先请一位，先请张亚勤先生，在你看来，你怎么理解什么叫世界级的企业？

　　张亚勤：首先祝贺中国的首刊，我过去经常去哈佛上课，是半个校友。讲到世界级企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一种理念。现在我们都讲全球化，不管企业在中国，还是走向全球，都必须有全球化的心态。很多企业在中国说，我看着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竞争也好，技术也好，人才也好，其实都需要全球化的一个方式。一个企业如果要走出去，它所遇到的挑战和跨国企业到中国是一样的，微软到中国已经十几年了，也吃了很多亏，也学了很多东西，最终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成功的一些药方，但是每个企业出去都会遇到挑战，最重要是要有全球化的心态，长远的眼光，然后要看到四个现代化，技术和人才越来越全球化，在全球的范围竞争。但是，市场越来越本地化，然后文化包括管理越来越区域化，你的服务越来越个性化。所以，我自己反对世界是平的这么一个论断，而且待的时间越长，在全球走的地方越多，我觉得世界越不平。所以，我觉得我们走出中国，在大的范围竞争合作的时候，要有这么一个心态。

　　何刚：ChristopherMarquis您怎么想？

　　ChristopherMarquis：我非常同意国际企业有这种远见，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中国企业，其实在全球化走得最好的就是有开放的心态，学习的态度。中国搞《哈佛商业评论》其实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并不是美国的学者、教授、企业家能够了解中国，而且中国的企业也可以了解全球的一些做法，有远见特别重要，他们需要了解全球的这些经验、做法和标准。同时，结合中国市场当中的这些特点，这样就能够取得成功，不致是在中国成功。

　　何刚：其实我们国内企业家更愿意谈规模问题，更愿意谈做大，然后是做强。您从管理咨询公司怎么理解？

　　刘持金：中国企业目前处在多种分类的情况，来谈这个世界级管理，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话题，但是我想说一个前提，无论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来谈他如果成为世界级企业，首先这个企业是盈利的，然后是成长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对中国企业可能更需要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创新性，第二个我们叫做韧性，因为我们处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政策因素非常多。第三个就是人性化，能不能八旗业内部的能量和创造力能够用人性化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中国企业在能够获得盈利性增长的前提下，必须重视创新性、韧性和人性化。

　　何刚：陈有钢先生，刚才刘先生提到三个标准，在你看来，中国企业要做到世界级企业差距在什么地方？

　　陈有钢：管理说道理是人和人的互动，团体跟团体的互动也是团体跟生态体系的互动，如果把管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术，另一个更重要的可能是道。从中国企业目前的情况来看，应当从术这方面，在过去十几年还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很多术的应用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道的环境做这个事儿。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能在道的方面，一方面是环境的变化，另外从企业自身，可能要从价值观，包括愿景、理想各个方面，能够更好的跟未来优秀的企业接轨，当然跟环境的变化是相关的，在环境变化的配合下，道和术更好的结合。

　　何刚：陈先生认为术很多，道还不够。HerminiaIbarra女士西方企业有什么区别？

　　HerminiaIbarra：我想我们希望能够考虑这些企业的共同之处，当然这个基础就在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有利润的增长，这样我们才为什么要在选取的标准里包括了整体的股东回报，以及市值，也就是你需要两个都有。然后考虑到管理层它的理念，也就是你到底做哪些事情，让你的员工以及利益相关方的生活更好，我们之后研究也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在我们全球排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考虑了刚才那个矩阵之下股东领袖的表现，同时也考虑到社会创新以及环境的这种效应，这样考虑对于整个社区的影响。其实我们做这个散点出，那方面的相关性几乎为零，也就是你就着眼于财务回报，不计其他，也可以表现的很好。或者，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做的非常不一样。两者都能够兼顾的确实很少，这些是我们说的真正的世界级企业需要能够达到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的领袖，应该是两方面并重。

　　何刚：如果从江淮动力这样一个自己公司的角度看，您怎么看？江淮动力在您看来，目前他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放在全世界的同行您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江淮动力这样的企业，当它真正进入到全球竞争的时候，它最需要提高的地方是什么？

　　胡尔广：一个企业最根本的任务只有两条，一个是营销，一个是创新。这次《哈佛商业评论》封面上有5个子，我看了很醒目“销售进化论”。今天在第一个对话，傅董事长谈到了中石化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非常艰巨的，那么中国要创造世界级企业，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在企业干了47年了，在国有企业干了32年，在民营企业干了12年。2003年是我们江淮动力由重庆的东易(音译)集团收购，把国有股权改成民营股权。这个当中实际上我们实现了在稳健发展的前提下，稳定的过渡。

　　那么，一个企业从政治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四个字，改革开放，也就是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市场伟大的力量。要推动企业向世界级企业发展，最大的动力还是市场。

　　何刚：您刚才提到创新，这创新除了销售还指什么？

　　胡尔广：创新是包含在市场和产品的方方面面，我这里要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了47年的企业，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半的事情，并不是做成了一件半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做产品，因为每一个企业它的组织架构是为了管理，所有的任务都是以产品为核心做起来的，发展起来的，然后这个产品怎么面向市场？但是，从真正的市场化的观念来讲，实际上从企业管理的重心应该由产品转移到市场，从市场角度，怎么样由信息变成需求，这个概念上比我们从原材料变成产品上要模糊的多，而且在这个上还没有非常成熟的理论。今天“销售净化论”这五个字其实就说了我们如何在市场的角度引领企业，改造这个企业，去发展这个企业。战略来自于市场，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从组织架构上，怎么样由繁多的信息变成企业的需求，如何在繁多的需求中寻求企业的战略，这是通过一定的决策做出来的。所以，回顾江淮动力的改制，或者改革，最关键的改革实际上把企业的重心如何从计划走向市场。

　　何刚：胡先生提到创新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创新。我想请问黄丽陆先生，多年长期关注，跟很多中国企业都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您怎么看待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国企业离世界级的企业主要的差距和问题是什么？

　　黄丽陆：我觉得可能第一个还是它的商业周期，还是非常短的，仅仅30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跟国际接轨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了。如果说差异，我个人感觉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差异，我觉得一个层面我是叫技术型企业家，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差异非常大。我们现在整个比如说对创新的理解，对产品质量的褒贬也好，这个问题还有跟我们技术性的企业家，我们企业家群体，从30年以来，从第一代创业者到第二代创业者，真正从技术角度做企业还是很少，他们可能是因为机会，所以他们在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在一些管理的创新上，可能有很大的收获。但是，在核心技术的把握上，我觉得肯定是不足的。

　　第二、我觉得是社会性企业家的概念，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但是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认同还是非常之差。这个差不是他们做得不够，其实他们做得非常多了，但是他们可能还有忽视的地方，就是在一个社会领域，作为一个企业家这样一个引领社会进步的一个人群，他们在社会的关注度上面可能还是不够，包括在环保等。我觉得这两个层面可能是未来中国企业家和世界企业接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乏力点。

　　何刚：黄先生提到管理技术型企业家，认为创新非常不够。张亚勤先生你怎么看待，微软有非常强的优势，当然也有争议，认为你们某种程度有技术的垄断，甚至通过技术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回到中国，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和关注的技术型创业的企业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缺乏创新能力的民族，原创造能力很差，中国企业如果通过技术的原创性，要成长为技术型企业有这样机会吗？

　　张亚勤：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差距比较大，特别是对高科技企业和信息企业可能就是原创。大的国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动力创新，小的企业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眼光去创新。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一下科研体系，高效，很有钱了，但是做的基础研究都不够基础，公司现在开发应用的技术，做的技术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问号，创新的能力。

　　另一方面，我确实看到很多潜力，比如说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是中国监管最有能量，最有活力的一个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有好几个企业，我想已经在全球有影响力，像百度(微博)、腾讯、阿里巴巴(微博)，全球性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过去的10年基本上可能是80%的模仿，20%的创新，我想未来可能会反过来，更多的创新，也会有一些模仿。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另外就是高科技产业到一定程度之后，很重要的创新必须是科技的创新，有多元的、市场的、管理的、流程的、技术的。但是，到企业发展一定阶段，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科技的原创是你的核心竞争力，是最大竞争的壁垒。所以，任何高科技企业都不应该找借口，不投入技术。另外，像联想、华为企业已经开了好几个头，联想已经有好几万个专利，中兴有上万个专利，我觉得这些企业已经开始重视专利，这总有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再讲一下全球性的公司。卡莉(音译)讲了三个准则，第一要有不同的产品线。第二是能不能有了创始人，创始人离开了，还能够再成功。第三个是成功的CEO。

　　何刚：他谈到技术创新的问题，认为确实中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还是不太够，尤其在技术分析的创新潜力很大，但是同时未来的机会和重视度在逐渐的提高。请问陈先生，麦肯锡，你们经常做这种对比，在你看来，中国公司的技术创新目前面临什么样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以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公司变成世界级的大公司？

　　陈有钢：我觉得挑战肯定很大，我觉得有很多历史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刚才讲道和术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在术上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最终的发展还是取决于道。我们麦肯锡曾经有两个合伙人写了一本书，后来我们总结了7S的发展框架，中间跟道相关的4个，跟术相关的有3个。往前走，技术创新有一个很好的历史机会，我们今天说拐点也好，或者用一些更加中性的词也好，未来十年不创新就不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的环境会有一个很好的变化，所以从环境上应该比过去看好。但是，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我觉得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程度上，可能3-5年，技术创新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挑战的。反过来讲，是否一定是技术创新，是中国未来创新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像业务模式上的创新，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刚才我们提到像百度、阿里巴巴、淘宝的模式，还是负责中国人的特点，集合了微创新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所以，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可能都是未来向前发展的道路。

　　何刚：刘先生怎么看，陈先生说商业模式的创新可能出乎一些经典理念的预料。

　　刘持金：我上个星期刚刚从中石化回来，他们在新疆这个企业做的非常好，整个集团利润第一，怎么做到的呢？有一个很重大的创新，把退休的老职工以及老职工的家属做成一个自愿的俱乐部的形式，成立了一个帮扶站，可以帮助买菜，照顾孩子，因为壮年的员工都在一线打井，干一个月，休息半个月，这和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不一样，但是中国这么大的企业，要想拿出效益来，没有适合中国这种管理的方式，它叫做“帮扶站”这个模式很难实现。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在管理创新上，在调动人员积极性创新上有很大的方式，如何使更多的创新，形成一种结构性也好，或者变成机构化的范围创新的力量，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看个别例子非常高，刚才评选的50个企业里面有2家水泥企业，中国的水泥是什么状况？中国水泥的制造厂家有5000家，最大的前10家加到一起还到不了中国的10%的市场份额，而走向欧洲只有3家水泥企业垄断整个100%的欧洲市场。市场结构完全不一样，是5000家企业要想杀出一条生路来，没有创新不可能。有的企业提出从样本利益到降本利益，把过去追求产能增加，变成把产能减少，用绿色环保的技术，同时控制量保证一定的价格。我想这些都是在中国的水泥行业里面很大的一个管理上的创新。

　　何刚：再请哈佛商学院的，您觉得是不是感觉到有一些创新的压力，包括公司治理和公司结构，公司和哈佛那边，可能中国企业的状况不太一样。ChristopherMarquis您在中国有几个月了？一直在做研究？

　　ChristopherMarquis：我们一直谈中国的变化，以及未来的趋势。刘先生谈到的确很多人关注福利，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创新，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刚才傅先生也提到了，的确在中石化有很多的员工，他们也有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想其中有一点差别，就是全球的跨国企业的员工，中和全球企业是不一样的。我想包括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国企有一定的责任，以及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也是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从西方企业来说我们也做了研究，发现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消费者压力，还有公民社会的压力，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等等。所以，这个会制衡一下内部的压力，比如员工福利，这个中国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何刚：他认为中国企业可能面临内部的压力会多余外部的，而西方企业更多会把重点放在对市场和客户的研究。HerminiaIbarra您觉得这个创新重点应该是什么？是管理层还是技术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我们会议结束之后，很多人可能对您的排行有很多争议，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对此多谈一谈。有人说你们排行的方法对中国企业来说，不适合中国环境，您对此怎么评论？

　　HerminiaIbarra：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争论，比如我们当时在准备发布这个研究的时候，应该用哪种方式？是用帐户模式，还是股市模式来衡量这些不同企业绩效的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争论？我也是来自学术界，我也是选择一些方法论。每一种方法都会有自己的粉丝，所以大家都会有一定的争论，这个毫无疑问。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我想提的是，刚才几次提到说技术创新以及产品创新它要求人才实践上的创新。那我们提到员工福利的时候有一点我们希望更多了解，也是在未来会继续研究的，就是关于人才创新这方面。也就是人员他自己的开发是怎样的？我们研究发现成功的CEO愿意从内部选任CEO，但是他们的领导力的能力的开发有一些方面如果不能对人进行投资，不进一步开发人，没有方法开发产品。

　　何刚：实际上大家的观点已经集中到管理方面企业的一种特殊性，中国环境的特殊性。我们是不是从胡先生开始，最后给大家一个简要的建议，或者忠告，对于中国企业来讲，逐渐的成为为具有世界竞争力，最后更强的世界影响力的企业，从管理创新角度还应该做什么？

　　胡尔广：还是如何提高企业的市场能力，如何把众多的信息变成市场的需求。

　　张亚勤：哈佛商学院教授，刚才项兵也讲到软实力，应实力看得见的，软实力需要很长时间慢慢开发的，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我们考虑公司定位的时候，我经常说，公司被依赖的程度是可能软实力最重要的。如果公司存在对别的公司，对产业链有什么影响？公司不存在，是不是很多公司会破产，还是很多公司会高兴，我觉得被依赖是最重要的软实力的体验。

　　刘持金：我觉得中国企业创新，可以用几个简单的问题问自己，第一就是我们为客户提供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客户愿意买我们的产品？以及接下来会不会继续买我们的产品？我觉得牵扯到战略的问题和竞争的理念。第二，为什么员工愿意跟着你拼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或者在你可预见的几年之内，他是不是还可以持续的真心实意的奉献，我想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抓住，可能离世界级企业不远了。

　　黄丽陆：我觉得中国企业成长为国际化的企业，我觉得两个观点，大和强的企业，做大做强的企业，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为主。其实我觉得对国有企业而言，怎么把资源的有效性用好，其实可能在这样一个任期，或者企业家的职业性还不是那么强化的背景下，我觉得把现有的资源怎么用好，对大的民营企业，要坚持小而美的方向，能力在一两个方面有核心竞争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世界化企业之路。

　　何刚：国有企业提高效率，民营企业抓好重点。

　　陈有钢：我觉得肯定要多订几本《哈佛商业评论》。另外我觉得应该忽悠我们政府，整个监管各个方面多给企业一些创新的环境。

　　ChristopherMarquis：我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对于新的思想的开放程度。我很多时候跟中国企业交流，他们都会讲到中国特色，中国特点。所以，全球的这些思想，中国不能够行之有效。他老强调他们的特殊性，但是要多考虑，怎么样能够吸收别的国家不同的这些想法，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开放的心态。

　　何刚：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服中国的企业家去哈佛，或者上海的哈佛中心上课呢？我知道他们很贵的？

　　ChristopherMarquis：到上海还不太贵，他可以去我们上海中心上很多课。

　　何刚：您是不是很自信，哈佛能够满足中国企业家的需求，还是需要别的吗？

　　ChristopherMarquis：去哈佛上课也挺好。

　　何刚：HerminiaIbarra女士您说一下您的结论是什么，您对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建议？

　　HerminiaIbarra：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多我们研究所表明的一些信息，也就是和学界合作，包括哈佛、Insead都是增强竞争力很好的方法，有利于打造未来，一定要给《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做一个定制的研究。

　　何刚：我们学管理学都知道管理没有标准答案，管理见人见智，最终能赢得市场持续发展的公司就是最好的公司，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企业世界级的成长离不开对国际经验和管理学的借鉴。其实无论是哈佛商学院，《哈佛商业评论》还是中国企业家自己，都在面对更多的这种挑战。我想这也是《财经》杂志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今天和未来共同的使命，我们更好共同面对世界，共同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世界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