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年长江夏季论坛”于2012年7月20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出席并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宏观税赋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比很多发达国家总的税赋水平要低，但如果考虑到非税收的各种收费，中国可能算是一个重税国家。要理顺分配关系，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有一个合理分配的比例。其二是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合理分配的关系。另外，他表示中国仍有减税空间的，但需要等到合适时机。

　　以下为演讲实录：

　　隆国强：尊敬的白书记、秦书记、项兵院长，各位领导、各位长江商学院的老师、校友、大家好！

　　非常荣幸来到春城参加长江商学院的夏季论坛，而且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对亚洲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与中国企业机遇进行讨论。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7年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次长达十几年的繁荣，但是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竟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今天还是以欧债危机在愈演愈烈，这场危机终结了一个繁荣时期。

　　一开始大家还在想，危机过后是V型反弹还是U型反弹？觉得危机已经过去，但是现在大家看的越来越清楚，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还尚需时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低迷将会是长期的。所以这对我们的所有企业都是来重新思考自己战略的新的时点，应该说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的企业投资者也在思考未来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在什么地方？在各种各样的信息过滤以后，大部分人的眼光聚焦到了亚洲。所以长江商学院非常英明的确定了今天讲“新亚洲、新机遇”。我想也是在这种深入思考之后确定这个主题。

　　亚洲的经济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点，亚洲的经济将会保持快速的增长，可能称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火车头，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纵然在亚洲有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长也持续了20年的低迷，但是亚洲很多新兴经济体，像中国、印度、印尼，这些都是人口大国，但是也逐渐成为了经济大国，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亚洲的经济速度是明显高于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便是危机爆发以后，亚洲经济体增长速度一度接近了10%，在这种复杂的全球背景下，按照各种各样的预测，亚洲经济体发展依然可以保持8%的增长态势，这和全球的经济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洲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内生动力。这是因为有一批中国、印度、印尼甚至越南这样的亚洲发展经济体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起飞快速推进的阶段，它的增长动力是内生的、可持续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亚洲贸易投资的一体化在快速的推进，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特别是战后，亚洲的经济特别是东亚快速的发展依靠的是外部市场，无论是日本在当年的起飞阶段，还是“四小龙”，还是中国过去20多年，亚洲很多经济体主要市场是在美国、欧洲，所以当我们研究区域经济的时候，我们说亚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依赖于外部市场，但是在过去十年里面，这种状况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亚洲内部的贸易关系在不断的深化。

　　下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域内的贸易比例在持续提高，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北美区。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的政府也在主动的适应这种贸易的要求，来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具体的表现就是区域内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安排迅速的上升。在90年代初期，亚洲的MPA只有八个，现在有不同的统计，这个数据也是查来的。数据有200多，其中东亚就有将近100个，比如说中国我们和香港、澳门有了CPA，和台湾有XFA，更主要是我们和东盟有了自由贸易区。除此之外，东亚地区还有很多新的创意，比如说今年将有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但是整个复杂的亚洲地区还缺乏一个覆盖统一的贸易团队，所以在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安排被形容为像一碗面条，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区域贸易的自由化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变化。在WTO成立之前，全球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靠多边体系的推动，各国都更多的来关注区域贸易的谈判，周边的贸易自由谈判我们可以是搭便车的，我们可以享受多边自由化带来的机会，但是对于区域贸易一体化来说，就没有便车可搭。

　　区域贸易自有安排有两个效应，一个是区域自由效应；还有一个效应叫贸易转移效应，如果你是区域外的原来的贸易机会，就可能转移给区域内新的贸易成员。如果你不主动的推进区域的自由化，你就不可能搭便车。所以对于中国贸易来说，区域安排就变得更加重要。

　　亚洲的一体化除了贸易一体化以外，在金融、在投资、基础设施合作方面，都在呈现一体化的强烈势头，特别是站在昆明看大湄公河流域的次区域合作，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亚洲区域合作。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亚洲区域分工不断的深化，在以往日本的经济学家说，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雁型模式”，大雁头是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然后是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随着中国开放，随着中国加入到亚洲的区域分工体系以后，随着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雁型模式”逐渐被打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体系正在形成，中国已经成为了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很多周边经济体第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贸易一方面是源于对中国市场的这种，比如说进入中国市场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投资品、初级品。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参与到区域分工以后，我们说所谓的加工贸易的上游产品。在中国出口产品结构里面，三分之一是能源产品，能源、资源，40%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这些原材料零部件，不仅从日本、台湾进口，韩国进口，所以中国成为区域经济中的中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产业升级新的阶段。

　　在这种新的趋势下，我想给中国企业带来了诸多机遇：

　　第一，这种正在日益形成的区域分工体系，就会带来大量的产业内、产品内贸易的大量机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利用好这种产业内、产品内贸易的机会是我们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机会。

　　第二，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也带来大量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机会。比如说李总已经把很多制造进行分工，非常有先见的在十几年前在公司内部就形成一个区域分工的体系。

　　第三，在亚洲面临着新一轮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高潮，尤其是亚洲地区，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非常多的难得的机遇，尤其是出口。过去我们出口主要是消费品、纺织、服装、电子等等，中国在过去的30年发展，我们的基础设施快速的建设、快速的完善，造就了我们庞大的产能，全球13亿吨的钢产能，中国占了7亿多吨。而且像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设备，我们有华为、中兴这种领先的企业。正是因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机遇，我们一些资本密集的产品开始快速的走向市场。

　　前一段时间我们到欧洲调研，我们的中材集团在全球建了100多个水泥厂，亚洲这些要建高速公路的、要建机场、发电厂、铁路，对这种中高等技术的资本品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我们有竞争优势同时亚洲区域基础建设的高潮，提供了很多难得机遇。

　　最后我说亚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消费升级，也带来了很多生产，出口的机会。大家知道我们早期的服装，我们是面向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是相对比较高档次的消费者，亚洲原来很多消费者消费不起。俄罗斯还说怎么老把劣质的产品卖给我们，把好的产品卖给美国人。当亚洲的消费水平开始提升的时候，我们发达国家的一些消费品的能力，也在提高。除了亚洲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以外，我们的中国企业还要放眼全球，要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凸显了中国发展的前景，对于中国引进高端的人才、高端的生产要素，高端的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在危机爆发以后，对跨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跨国公司在加速向中国转移高端的产业，除此以外，中国正处在转型的时期。我们非常重要的是到海外整合资源，这个为我们带来了低成本，到海外获取技术和研发能力，获取国际品牌和扩张国际销售渠道的难得的机会。大家当然对资源类的企业来说，也是在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的战略机遇。所以我们说在新亚洲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新机遇，中国企业应该在这个时候抓住机会，让我们每家企业能够做强做大，使中国快速地实现转型升级！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隆博士！

　　接下来，开始第一轮的互动，刚才在微博上提出了很多问题，关于人民币、关于经济形势，请学员代表和老师提问。

　　贾国勇：我是EMBA20期的学会，我来自商务部，你作为商务部的专家，今天作为长江商学院的学员，能够聆听您的演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昨天我们到昆明以后，我们班级的同学也聚了一下，大家进行了一些讨论，谈了很多问题，还是大家在工作和业务中思想上的一些体会，大家谈了一些问题，就是针对国内的严峻形势，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存贷款利率调整的问题，但是这似乎不是重点。比如说金融政策的调整，并没有使中小企业资金难、贷款难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大家对这些政策的作用和效果有一些不太理解。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关于市场准入方面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还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对于我们这些不太准确的想法和困惑，请您解答。下午我们会有云南可持续发展的圆桌会议。

　　今天下午的会议，可能无法到场，所以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刚才秦书记的讲话中讲到桥头堡的推进政策，特别是在面向东南亚、南亚大通道的作用，云南有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另外一方面，作为很强的后发优势的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方面，云南有一些政策。您觉得在这两个方面，云南省在哪个方面着重发挥一些作用，对整个云南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隆国强：贾先生提的是真问题！这一轮的经济减速可能大家习惯于把它作为周期性来看待，我觉得除了周期性以外，还叠加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从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像中速平稳的阶段，所以这是两个叠加，正是因为两个叠加，所以第一，可能它想恢复原来的高速难度就比较大一点；第二，我们的宏观目标要适应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变化，如果我们还想实现像过去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对整个国家来说，可能追求这样的目标不一定是符合我们发展阶段。这和以前不一样。当然对一些后发的经济体，比如说云南，我们会有更高的期望，比如12%、15%，但是从全国来说，我们要有一个在新的发展阶段下，一个合适的调控目标。

　　刚才您讲的一些调控政策。首先对中国来说，哪怕是二季度7.6%，是高于政府设定的7.5%的目标，所以对中国来说，不是说要竭尽全力来刺激经济，更多的要考虑怎么让力度更加适当，避免有太多的后遗症。前两天我看到评论说，印度的问题是没有政策手段刺激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是怎么能够防止刺激过度。货币政策的出台，是有一定的滞后期。并不是说，像希腊等会现实出来，会逐渐地显示它的效应。你说的准入政策是一个改革的政策。在危机中把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活力，这样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完全是正确的。

　　但是如何能够让新的36条，现在各个部门在按照新36条的要求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但是到了云南，每一个省、每一个地方，在这方面政策走在前面，做得更好，抢得先机，对投资者，特别是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我祝愿云南能够在改革上走在前面。

　　第二个问题，云南有什么样的机会？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么几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所以现在从国家层面来说云南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和桥头堡，云南的人民为国家的资源的安全作出了贡献。我觉得从宏观层面，特别宏观战略层面来说，我们作为桥头堡，它是中国和南亚东南亚的经济体进一步发展贸易投资关系的桥头堡，是我们的资本和商品、我们的服务走向这些新兴市场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它又是我们面向印度洋的一个战略通道，特别是我们保证资源、能源安全的战略通道。在这个服务大局、服务全国经济的同时，我相信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吸引国内的企业在云南来发展，同时不仅是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市场。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大通道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资源能源不要“酒肉穿肠过”，要进行深度加工，提高它的附加价值。这样对云南来说，提高经济的结构、增加它的附加价值，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我就说这些，不知道对不对？

　　主持人：特别感谢隆博士的特别有质量的专业回答，您一直在做政策研究，我自己特别想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减税，什么时候可以给个人和企业减税？

　　隆国强：我本来以为你要放我走了，接过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特别好，也问到了我们的心声。中国政府宏观税负在全球处于中等的水平，我们比很多发达国家总的税负水平是要低的，但是还要考虑到一些非税收的各种收费，可能中国是一个属于重税区的国家，可能近些年中央财政日子比较好过一点，地方财政的压力比较大一些。这里面有几个关系，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怎么在分配的盘子里面，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有一个合理分配的比例。第二是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合理分配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中国是有减税空间的，结构性的减税。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实行，不是我们能来说的，是由像秦书记和白书记这样的决策者来判断的。从我们来说，只能说有减税的空间了，决策者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就拍板减税，我们希望这个日子来的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