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十年庆”于2012年8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十年庆”于2012年8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

　　王国刚：已经临近会议结束的时间，非常感谢金融所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谈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借这个机会谈一些观点，因为在社科院金融所，对我来说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我相信说话也随便一点，谈一些我自身的切身感受。我说的这个事，实际上没有小川讲述得那么具体，也没有李扬院长说得那么宏大，我是从一本书说起，谈谈我的敢想。

　　在假期学校放假，看点书。我看了这么一本书，感受非常深。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今天看好象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关系很大。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难，但是越读越发现这本书对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书不能晚上读，晚上读睡不着觉，所以我就是早上读，午休耽搁了也不要紧。为什么对我刺激很大？我觉得中国整个学术理论发展，正面的一种叫“范式革命”的情况，库恩讲了很多。(新浪编者注：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我为什么叫范式革命？如果拿范式革命解决，我们对中国经济研究才刚刚开始。30多年，包括我自己前面一直关注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曾经关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在自己自由也炮制一些东西，但是看过这些引来一些思考，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研究，这么多的关注，时间白费了。我们有太多的中国之谜，外国人都不理解，观点也很多，成果也很多。这些成果也出了很多的教授，出了很多的专家。但是我们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理论建构，到底在其中做了多大贡献？我们也在反思。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归结一点，所有的范式革命，通过技术，从国外引进很多技术，先进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懂，不是靠技术革命，而是要重新设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现在才开始我们为中国经济学反思，说得大一点，这个范式革命完成以后，中国经济要影响世界，我们要重新寻找哲学基础。我们之前很多的劳动没有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哲学基础来重新建立自己的视角，发现没有一个传统与我们相吻合的现象，我们原有的本能，是把这些反常化理论思考。中国发现一个新问题解决不了，如果主流理论是方的，把它想方设法变成圆的装进这个理论。我多年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范式革命引发的一些思考，也是这本书所引发的。刚才李扬院长在讨论他的时候提了一条，关于合成悖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范式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把所有的银行都搞得非常干净，就个体来讲都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又可以加起来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我们长期以来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这次次贷危机给我们正面提出来了。有的人讲，越是抽象越是空的理论越没有用。我自己的感觉是，越是在哲学上纯粹的理论才能导出更切实可行的政策。没有哲学的基础的理论，我们不可能得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这应该是跟大家共勉的问题，中国经济学为世界经济学作出贡献，我觉得要重新建设哲学基础。

　　在主流经济学面临范式革命的进程当中，是不是我们面临范式革命还得重新说。这其中中国的因素是什么？这是我们思考最后一个问题。举两个例子：康恩彼对中国文化讲了很多篇幅，讲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他有一个预言，在未来几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东方人里。他在70年代跟日本池田大作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意思是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他是很慎重提出这个观点的。说白了，就是中庸之道。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庸之道，上小学的时候，都反动中庸之道，说这是反动的观点。完全市场等同于每个人都利他的条件，我们这个范式革命强调的时候，应该重新考虑本性，重新思考古典学中隐藏的私利定理。经济学家是否要讲道德？这里面我提出来。

　　另外一个，我们要重新提到与重建哲学基础，中国因素相关的美国的哲学家，叫做贝尔的曾经写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书也是不能晚上看。他所提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是什么？我们现在也遇到，全球也遇到，中国也遇到。全球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增长一定会出现财富积累与道德积累的剪刀差。大家可以查一下书，我只是把他的说法演义了一下，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财富积累加速，人们的道德积累没有财富积累那么快。中间出了一个很大的差额，这个落差就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我们财富越来越快，但我们的精神、道德有没有跟上？没有，这就说明了范式革命需要找回亚当斯密原来剔除的道德条件。这正好跟康恩讲的东方因素是结合在一起。凯恩斯把经济学划为两个，一个微观，一个宏观。我们在大学里面教经济学不断给学生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理论，但是新的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崇尚的是个体，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崇尚的是个体，但是中国文化背景下，正好崇尚的是集体。个体加起来的集体是什么？大家探讨的很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