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

　　[上世纪80年代，在关系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用其坚实的“铁肩”，通过“妙手”撰写的“文章”，“担”起了改革开放的“道义”]

　　1984年9月3日至10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

　　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会议。这次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组织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一代有时代责任感的经济学者群体在中国大地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国家改革开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咨议，更重要的是，会议所体现的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财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我在为《新中国经济学史纲》撰写的《莫干山会议》一章中曾指出，这种精神“受世人之瞩目，跨世纪而弥鲜”，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时代价值。那么，“莫干山会议”精神有哪些特征？本文依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对此作一探讨。

　　一、时代责任精神

　　在1984年9月3日“莫干山会议”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宣传理论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央部门代表致辞，题目为《时代的召唤 崇高的责任》。28年过去了，这篇“油印稿”虽已略微发黄，但“时代的召唤 崇高的责任”仍历历在目。这里的“时代责任”，我认为，正是“莫干山会议”的精神追求之一。

　　那么，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的召唤”呢？中青年学者承担的又是何种“崇高的责任”呢？笔者当时作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名青年研究人员，此时恰好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深深感到，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面临重大的“时代呼唤”。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最初几年，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适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此时，遇到的突出理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而从实践上来说，遇到的问题更多，比如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到底是什么？如何在计划经济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如何推进价格改革，使价格能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把它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如何实施政企分开，打破行政区划，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怎样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创办经济开发区？总之，如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阶段，这一战略任务历史地落在中青年经济学者身上。

　　从任务承担者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此时，大体有三支队伍引人注目。一是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如“农发组”)的青年研究人员。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关心改革的中青年也在执着探索。这些青年朋友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深切的体会。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他们敢想敢说，极负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莫干山会议”正是由这批中青年经济学者主动发起、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如王岐山同志等)参与并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的会议。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五四运动”时期革命先烈李大钊的这一不朽名言，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担当”重大责任、追求社会道义的决心。上世纪80年代，在关系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用其坚实的“铁肩”，通过“妙手”撰写的“文章”，“担”起了改革开放的“道义”，表现了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时代责任感。这种历史的担当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二、公平竞争精神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国家，加之在社会转型中又滋生了“关系学”、“唯学历论”等不健康的风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从当时情况看，各省市、各部门都蕴藏着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他们如同《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所说的“颖”(“锥子尖”)一样，蕴藏着思想的锋芒。问题在于如何发现这样一批“颖”，使之能够“脱颖而出”？这就需要一套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人才挖掘和选拔机制。

　　“莫干山会议”的闪光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以文选人”的原则。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布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消息指出：“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选文章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在“等级制”、“关系学”和“学历至上”的社会氛围下，就是这条“英雄不问来路”的“五不讲”，给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朋友公平参与竞争带来了希望。

　　这种平等竞争的精神对中青年是具吸引力的，从而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从6月12日“征文”到8月15日，短短两个月内，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余篇。经过认真审阅和选拔，选出论文入选代表(包括一部分发起、组织者)共计124人。

　　笔者曾对自己保留的124位会议人员名单作了结构分析。按系统来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如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工作的马凯)；企业界一线人员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包括中央在京单位)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除三大直辖市之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此外，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代表，如陕西、内蒙古、新疆、西藏都有代表参加。论文作者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有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反映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愿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的使命感。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这种不拘一格“以文选人”的机制，把大多数本来默默无闻的中青年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而成为今天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是“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之处。

　　莫干山会议所展现的公平竞争精神对后世是有重要影响的。它持续地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学者公平参与的热情。在莫干山会议召开后的1985年，“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笔者受邀担任大会论文评审组组长，也是按照莫干山会议的精神，“以文选人”，从2615篇论文中选出125位参会者的。对此，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当时欣然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我想，之所以“济济英才，后继有人”，不正是秉承这种公平公正精神的结果吗？当今，人们呼唤“社会公平正义”，呼唤“给社会底层以上升的通道”，机会公平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机制。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