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

　　三、自由争鸣精神

　　自由争鸣是学术会议的灵魂。莫干山会议作为一个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会议，特别鼓励学术争鸣，践行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代表中虽有的来自国家经济研究机构，有的来自社科院和高等学校，有的来自一线单位，但大家约定，在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不照本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特别倡导不同观点面对面的辩论，不绕弯子，不兜圈子，直入主题。

　　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无论是价格改革组，还是企业改革组；无论是对外开放组，还是中心城市组，以及金融组、农村组、基本理论组等，都充满自由辩论的学术气氛，特别是价格组自由争鸣最为激烈。

　　价格组的争鸣激烈是应运而生的。1984年9月9日即“莫干山会议”开会期间，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第514页)。

　　围绕如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组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以调为主”，有的主张“以放为主”。对此，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主张“以调为主”的代表，明确反对“以放为主”的观点，认为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而主张“以放为主”的代表，则不赞成“以调为主”的观点，认为“价格调整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争论激烈之时，也有人吸纳和综合双方观点，提出了“调改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学术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自由争鸣、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除了价格改革争论激烈之外，对外开放、金融改革等也是本次会议触及的最为敏感和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代表们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出了诸如发行股票等建议，对中国对外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莫干山会议所展现的自由争鸣精神被后世延续下来。如，1989年3月底到4月初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期间，就采取了“挂牌辩论”的方式。这种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会风，对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官学互动精神

　　在开拓新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官”(政界)与“学”(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之间的关系，使双方能够“良性互动”，是当时和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对中青年学者来说，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学术独立性，大胆探索、创新理论；又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自觉联系起来，在回答国家发展变革重大课题上发挥作用，实现“学术报国”？对“官”(政界)来说，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政治权威性，坚持原则、运筹帷幄；又能重视学术发展与繁荣、尊重学术研究自由，礼贤下士、从善如流，通过与学者对话，真正做到“决策科学”？这对“官”与“学”都是严峻的考验。搞好了，于国于民，都有裨益；搞不好，就会出麻烦，甚至出现大家不愿看到的结果。对此，莫干山会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莫干山会议的“官学互动”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个层面是会议代表中的“学者”与“学者型官员”(在124名代表中党政机关干部有20人)之间的互动。虽然此次会议最初是由学者提出的，但得到中共中央有关研究机构“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支持。会议进行中，这部分在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宣部理论局、中央组织部青干局，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工作的同志，出席并参与了对会议的组织和领导。虽然这些同志以个人身份参加，但鉴于其工作背景，客观上对会议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学者”与“学者型官员”代表在会前、会中、会后的互动是密切的、默契的。

　　第二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层面，是会议的中青年代表作为一个“发声的集体”与中央决策层之间的互动。这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互动。这种互动更有价值。

　　从笔者参会的亲历和体会看，中青年学者实际采取的是一种“补台而不拆台”、“自由而不放任”的方针。只要看一看一开始确定的会议宗旨就会明了：“引导和团结广大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研究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推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献计献策。”最后四个字“献计献策”，清楚地界定了会上中青年学者的角色定位。实践表明，会议期间是体现了这一精神的。

　　特别是会议结束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中青年学者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及时撰写了八份专题报告，即：《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后有两个附件)、《关于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建议》、《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改革粮食购销体制与农村产业结构》、《关于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作为“献计献策”的主要成果。在形成上述专题报告的工作过程中，王岐山、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以及杜厦、蔡重直、田源、华生、蒋跃、刘瑜等费了不少心血。

　　可贵的是，当时的中央决策层采取了“礼贤下士”的态度。主管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不仅面对面听取中青年学者的专题报告并与之对话，而且明确作出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继之，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作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请注意：“极有参考价值”和“很开脑筋”等评语，它说明，在当时政府决策层的心目中，中青年学者的“献计献策”是颇有分量的。

　　除领导批示外，会议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比如 “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具体构想等，也被吸收到此后不久(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可以说，莫干山会议是一次领导与中青年学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实践。这种“良性互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对现有国情条件下、学术研究中“官学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对我们国家如何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实行社会协商和社会对话机制也颇有启迪。

　　当代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一就在于解放思想、理论创新、走变革创新之路。在切身经历中，我得出两点体会：“国兴则学兴；学荣则国荣”。在新的条件下，相信国家会进一步为学术自由、学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有效的支持。这正是探索“莫干山会议”精神的动力之所在。

　　笔者在撰写此文之后，得悉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第一财经日报》等单位，拟在9月中旬在莫干山举办“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堪称一次新的“莫干山会议”，着实令人欣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路程还很长，还很艰难。希望“莫干山会议”精神，能在新的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弘扬。我期待着。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