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云南提出中国西南桥头堡战略构想三周年和《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出台一周年之际，第五届(2012)全球外包大会于2012年7月26日-29日在素有“春城”之美誉的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隆重举行，大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由亚太总裁协会(APCEO)发起并联合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云南省商务厅、昆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国际服务外包——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均衡发展，促进区域合作”。7月28日上午，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第五届全球外包大会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把握国际形势特点，加快外贸升级转型》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霍建国：尊敬的霍华德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首先代表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本次大会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根据会议议程，本人就当前外部环境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转型升级谈几点看法。

　　大家注意到，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大动荡大调整的阶段，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应该说还没有出现向好的转机，矛盾还在深化，问题出在美国解决金融问题的方法应该说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金融机构本身存在的经营理念方面投机过重的问题。债务危机又和金融危机交会在一起，我们感觉在三五年之内很难顺利解决这一问题，问题会长期拖累世界经济。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构失衡与失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带有一点长期性，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结构失衡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面临不同的结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结构问题，欧美也有欧美的结构问题。但是结构问题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是服务业、金融业比例的问题；也是新的问题，比如新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的拉动问题，以及启动未来引领这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比如说虽然新技术革命的萌发，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萌芽已经产生，但是我们认为它的发展是需要长期的过程，而在这过程当中国际跨国公司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在整个调整阶段，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将相互交错，这也是我们判断全球经济在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个特点，在此需要提醒的是，宏观调控的确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目前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政府干预已经上升到主流的地位，但宏观调控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通过自注资金，扩大银行的流通货币量来缓解暂时的困难，不过，付出去的钱总是要还的，所以今天的低增长、明天的通胀、后天的滞胀，我觉得从历史的规律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来发掘经营主体和企业内在的增长活力，谁在这一点上能够有最新的突破，谁就会取得更好的增长。

　　第四，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从经济发展理念讲，全球化是好事，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最终解决劳动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但是今天的社会从不同的层面都传出反全球化的声音，我们也承认当前全球化正处于低潮阶段。目前在全球贸易条件方面，也存在各国保护主义的问题，所以其中也存在很多非经济的因素，包括区域的集团化，包括各国之间的矛盾，甚至包括美欧之间的矛盾。我们注意到欧洲的债务危机，欧洲的经济振荡，存在美国操作对欧政策留下的痕迹。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因为欧元、美元相互的交替影响在全球有重要影响，与此相应的中国与美国之间在贸易上存在的矛盾，以及近期出现的区域、贸易集团倾向性发展的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所以，结论应该是此轮经济危机仍然处于一个大振荡，大调整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按照长周期的理论，在三五年内难以完成。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稳定增长，尽管增长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今年以来，由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约束，中国经济出现了下行的压力，上半年增速为7.8，在世界范围内来看，7.8确实也不算低，所以以前叫超高增长，现在仍然处于高增长。6以下可以算中增长，2以下可以算低增长，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担忧中国经济的增速问题，应该担忧的是它的结构问题以及经济政策调整的走向问题。

　　有的人认为在外部环境比较复杂、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又存在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的特征，所以有人认为中国发展的预期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本人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这个机遇期就是前面说的尽管我们处于困难的阶段，但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还在。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力、成本出现了上升的压力，但中国庞大的市场潜能、市场的容量、持续增长的国民收入和消费的能力，以及它配套制造业的基础水平，包括它潜在可能发育出来的金融市场创新拓展的能力，我觉得都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当然也包括民营企业的活力。

　　此外中国还有最大的一个潜能有待于挖掘，那就是中国过去的增长是借助改革开放的动力，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加入世贸组织和国际经济接轨，使中国经济出现一个活跃的发展过程，其中国企、外资、民营在这里处于主导地位，今天看潜能还在，只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在改革上进一步突破，通过改革、通过体制的变化，所能激活增长的潜能仍然很大，据此提几点意见：

　　第一，要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而且要继续不断推进扩大改革开放的水平。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外国人逼的，也不是为了满足某些方面的压力，是中国自己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通过30年改革开放，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市场，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发展动能。所以中国认定开放，并将在扩大开放的领域上再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在这一点上，国内应该说已经形成了共识。

　　第二，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经济的增长，有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制约，同时也有制度环境的约束，我认为我们在经济体系改革方面还有很多领域有待突破。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到的五大改革，包括财务金融垄断企业分配制度，很多方面只要我们稍微动一下，经济就会释放出新的活力，所以要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公平的竞争环境里，会涌现出一批先进企业，它们才是真正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才是真正市场竞争当中的赢者。任何靠其他手段形成的大企业、小企业、知名企业，都未必能在历史的发展中长存。

　　第三，巩固制造业的优势，加快发展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刚刚起步，现在已经以19.8%的全球制造业份额超过了美国18.4%的水平。有人说今天中国制造业困难重重，劳动力、生产力、原料、技术创新能力各方面都受到约束，但是我觉得它只是刚刚起步，英国在1860年就达到全球40%的水平，美国在1928年达到了全球43%的水平，中国凭借13亿的人口的庞大市场，以其内在的容量和潜能，达到20%的份额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甚至应该达到28-30%的水平，今后十年中国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外包也是属于制造业外围配套的内容。今天全球产业结构的趋向，恰恰是在和制造业相关的价值链环节、全价值观过程中寻求不同环节的突破。所以我个人认为服务外包在未来几年的发展当中，仍将扮演激励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第四，中国要继续扩大内外资。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并认可未来十年外资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为过去它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将来十年这个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们应积极主动地扩大开放领域，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中高端制造业(包括新型战略产业)加快和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制造业进行合作。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进行合作，还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和他们进行合作，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带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其次，要继续加快开放服务业。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向提高5个百分点迈进，从43%提高到48%如果没有“十二五”的开放举措，提高5个百分点的目标或许是一大难题。尽管中国国内其他服务业仍处于滞后的状态，需要加快提升，特别是尚存在短缺的销售领域。但从整个服务业领域来看，在国际WTO界定的服务项的开放内容中，中国还有很多有余地的领域，最近我们正在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等领域寻求一些突破，这些突破可能会带来外资积极的介入，因为目前服务业占中国外资的47%。在外资方面，中国利用外资过程当中资本溢出的指标很低，目前与中国企业合资更多的是国际上传统的制造业，尤其是在高端技术的合资，显然比例还相对少。我们需要把高端技术企业引进来，特别是通过与国际著名的创新型企业的合资合作，这样才能学到最前沿的技术，但合资就会涉及到高端技术的溢出过程，这与开放息息相关。当然中国迅速有一批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产生，来承接技术溢出的效益，这种开放、对等的力量才会形成一种可能。

　　最后，加快人才培养。目前我们还是缺乏大量的人才，例如国际性的人才、服务外包方面的人才。我觉得在人才的开发方面，应该不拘一格，一是加强国内的教育体制改革、课程的导向；二是加快在职职工的培训；三是大量引进国外高端的人才。多渠道来解决中国的人才短缺问题，所以我相信在正确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仍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