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

　　——记一九八四年“莫干山会议”(一)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历史性的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为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并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这里根据自己的历史资料和其他与会者的回忆并参考相关文献，作一阐述。

　　会议背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的几年，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随着改革的深化，到1984年，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从当时情况看，农村改革已经有所起色，但城市改革尚未起步，而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的原因，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重要决策。

　　从理论上来说，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从实践上来说，遇到的问题更多，比如，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到底是什么？如何在计划经济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把它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如何推进价格改革，使价格能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如何实施政企分开，打破行政区划，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怎样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创办新的经济开发区？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为此，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拟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前，需要社会各方面，包括中青年经济学者能够为中央献计献策。

　　从中青年经济学者的角度分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积累了相当多的人才。此时，大体有三支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引人注目。一是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的青年研究人员。除上述专业研究队伍外，在民间还有大量的关心改革的中青年在执着探索。

　　这些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经济科学工作者，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们思想解放、知识新颖、敢想敢说，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京城青年经济学者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就是其中例证之一。类似有价值的成果，在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内蒙古、陕西等地青年经济学者中，也有显露。所有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酝酿和筹备

　　从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来看，莫干山会议是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参与和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的会议。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现有文献表明，“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是由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嘉明、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经济学周报》社张钢等最初商议提出，柳红所著《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议论起，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入城市，改革不配套，不行。各地有人才，应该交叉，于是提出召开一次会议。随即在火车上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会议得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支持。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主办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实有困难。于是采取由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先后参与进来，作为联合主办单位，其中《经济日报》发挥了较大作用。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在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的主持下，发布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消息指出：“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以文选人”的模式。就是这条“英雄不问来路”的“以文选人”的消息，对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带来不小吸引力，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

　　从6月12日向天下“征文”到8月15日，短短两个月内，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余篇。论文作者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有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反映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愿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的使命感。

　　会议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其中论文评审组任务繁重，该组组长为王小鲁、周其仁。由于来稿踊跃，遂扩大阅稿队伍，朱嘉明、卢迈(微博)、高梁、张少杰、蒋跃、夏小林、高善罡等先后参与审阅。选文章的过程中，不讲学历、不讲职务、不讲职称、不讲关系，“以文选人”。

　　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至8月中旬会议敲定名单。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共计124人。在这124名代表中，按系统来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如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工作的马凯)；企业界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包括北京市和中央在京单位)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除三大直辖市之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此外，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如陕西6人，新疆、西藏都有代表参加。除上述124位代表外，另确定中央有关部委代表和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

　　会前，筹备组成员向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准备情况，获得支持。到8月底，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召开概况

　　经过前期的准备，1984年9月3日莫干山会议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论文入选作者及一部分筹备会议和受邀学者代表124人，中央有关部委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在与会者中，有部分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相关人员。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中宣部理论局贾春峰、中央组织部青干局闫淮等，这些与会人员虽以个人身份参加，但鉴于其工作背景，实际上对会议形成了有力支持。

　　为保证会议按既定目标顺利举行，会议期间设有领导小组，由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及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总编辑王瑞荪等。秘书处由张钢任秘书长，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为副秘书长，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

　　会议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分下列专题讨论：关于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关于国有企业“自负盈亏”问题；关于对外开放问题；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功能问题；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问题(如关于政府经济职能问题、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等)。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在会上不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会议还创造了“挂牌讨论”等新鲜形式，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摘自《新中国经济学史纲》，张卓元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