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第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纪念欧美同学会诞辰100周年，于2012年9月2日(周日)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隆重举行。图为大会圆桌论坛四：中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中国管理创新现场。

　　王伯庆：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本场论坛的主持人王伯庆。我们主题是中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中国管理创新。我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吴晓波(微博)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江莉莉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

　　孙立哲 华章出版社创始人，万国集团董事长

　　林伟长 广州大学城管委会主任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来的嘉宾主要跟高等教育有关。我们本场论坛关注的主题是：中国创新创业人才教育与中国管理创新。我们中国人才的使命和梦想，还有中国人才的国际化，就是我们讲的本土人才的国际化。大家知道，最近教育部有一个新的安排，让创业课程进入大学，包括高职高专。我们国家在教育上，特别是这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创新创业的教育，更多的原因是由于就业比较困难，政府希望有更多的人出去创业。但是到现在为止，对人才的成长没有见到很大的效果。我一直在跟踪大学创业人才，到现在为止大学生创业人才平均只有1.2%，更多优秀的大学生，倾向于考公务员。我们中国社会希望有更多创新创业的人才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培养的大学生，创业的比例较低，创新人才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大学生才刚刚毕业。我们想请各位嘉宾就这方面，包括中国人才的使命和中国梦，请每一位嘉宾发表一下看法。

　　吴晓波：非常高兴今天到这里参加欧美同学会100周年的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感谢会长的邀请。我从浙江来，大家都知道浙江是地方创业最热的地方，刚刚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省有142个，是中国最多的一个省份。你看浙江的发展中央投资并不多，从一个人均收入在中国占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第18位，现在人均收入在省里面算是最高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它的创业。浙江大学我们校训里讲的就是“求是、创新”。

　　刚才伯庆教授说，中央把创业放到大学里，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从我们来看，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应该说这个世界在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非常大。整个大学的教育体系面临着转型和升级。过去我们大学所奉行的专业主义，大学培养专业人才，你是做哪一个专业就好好的做那一个专业。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社会所需求和需要的人才，它需要专业人才打破原有边界做事情，这是很大的变化。正是顺应这样的变化，我觉得不光是中国，其实在全球的大学里，对创新创业的教育越来越强调，越来越加强。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从单纯的专业主义教育，转向叠加创新创业人才复合型教育。现在国际一流的大学都强调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

　　第二个，越来越从独立的价格创造的价格链，转向开放的价格网络。以前名校有名教授，有著名的实验室。现在越来越多看到的是跨学校之间的合作，甚至跨国的合作、跨专业的合作，边界在模糊。只有打破原有的边界才能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第三个，从教育的内容来看，过去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核心，现在越来越转向体验，结合着体验。除了体验之外，更强调能力和人格的培养。这种培养的模式会越来越强调创新创业，这成为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大家都知道哈佛商学院如何如何，斯坦福又怎样怎样。但是现在在新的一种范式是跨学院的合作，是一种架构网络的合作，这是全新的变化。我们学校在努力培训GXP，这个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同的学校有各自的特点和专长，怎么样把他们的专长结合起来？我们讲有4个G，一起设计、一起组织，我们有一个全球创业班，法国跟我们合作，在中国四个月，在法国四个月，这样的学习模式非常不一样。现在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这样培养的人才，他们跨国的合作从学习互动中开始形成了，毕业以后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跨国性的合作。

　　中国的理论对国际的贡献。可以说我们从事大学教育的人都会有一种感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界对世界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从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的不大。从这里面来看，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理论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贡献？我倒不这么认为。特别是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么多的海归学者从海外回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新的中西互动交流学习和互动创新的平台上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中国的发展，从以前讲中国问题，现在要讲中国经验，现在也越来越讲中国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核心的一点，我们过去对国际通用的，知识界的语言掌握不够。在三十年来越来越大规模的全球化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掌握国际语言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我们的理论对世界的贡献是有一个过程的。谢谢大家！

　　李曙光：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主要想讲几个观点。第一，我感觉大学的使命主要是培养人才，它的中心工作也是培养人才。目前中国的高等院校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来自于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现在的教育不是封闭式的，包括国外的大学你不得不跟他比较。

　　第二，现在市场化对于整个社会，对知识体系和知识基础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现在市场化使得新的知识，使得很多制度，包括整个社会的体制具有趋同性。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原来好像各个国家的特色都比较鲜明，现在即便法律制度，很多国家都非常趋同化，美国有了法律制度，中国现在也在学。美国有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中国现在也基本上一样了，所以市场化对于基础知识和经济的趋同性是非常大的。

　　第三，通讯业、信息产业以及金融的发展，对教育的冲击也是非常大。大量的知识量、信息量、大量知识的更新，使这个社会变化的节奏非常快。高等教育有点不知所措。有些传统的教育领域还在走，虽然我们肯定很多新的领域出来了，我们现在教育面临着多方面的不适应的状态，对教育管理者，对人才的培养主体事实上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当然，现在教育界有很多的回应，包括越来越强调知识的共同性，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开放，到其他的大学学习，包括课程互认、学分互认，我们看到国际上最好的公开课，他们的视频我们在网上都可以找到，这可以应对我们目前人才不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部分需要。整个市场化的力量在冲击着我们的教育，教育应该学会如何更好的适应。现在学校里不同的学科有很大的差异，理工科、社会人文科学差异很大。中国的大学算是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特别是我们的法律人才，我们觉得我们法律的培养，原来的定位，包括培养的目标，以及我们培养体制原本就有问题。很多社会科学，注重学术性和应用性的研究生。研究生阶段你就定应用型还是学术型的，我们现在大量研究生都是应用型的，但是我们以前大量定位是定在学术型。像法律，本科就学法律，这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们高中生刚到大学该学法院，他怎么学得懂，目前学法律的在校生达到40万，这样的学生学完了如何到职业市场上？法律教育实际上是一个职业教育，它不是素质，也不是一般的教育。我觉得我们现在实际上像法学教育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教育目前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感觉法学教育，研究生这一块的教育更重要一点，本科生教育应该回归到素质教育。如果你在本科阶段有一个很好的素质教育，比如经济学位、会计学位、计算机学位或者东方文学的学位，你再学，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再读法律，可能社会应对挑战价值更大一些。中国目前很多教育的设置，也跟原初一些顶层教育设计是相关的。但是你要把法学本科取消是多么的困难。我们到了法学研究生阶段，就有所谓的法学的学术硕士和法律非法学的法律硕士，搞得很多品种，人为的把教育搞乱了。

　　因此，下一步我觉得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如何更多面对市场，让他们进入到市场更好跟市场对接，更好的适应市场的需要。还有上一阶段谈到国际化的问题，实际上国际化走出去的战略是非常缺乏法律人才的。我们现在大量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文化问题，或者是当地一些环境的问题都能克服，需要非常高端的法律人才帮助这些企业，恰巧我们这一块缺的非常多。我们海外回来的，他们有一些可能对国外法律比较熟，对国内法律不是很熟。因此，如何使我们国内人才和国际人才，能够在目前这样一个市场化、制度都比较趋同的情况下，如何更好的对接，对我们教育界是非常大的挑战。

　　江莉莉：我给大家介绍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化战略，如何鼓励培养国际化人才，以及比较有创新创意力的学生，给大家提供进一步讨论的蓝本。

　　由于时间有限，我就重点介绍三个方面：第一，国立大学海外分院。第二，耶鲁新国大学院。第三，大学新领军人才研习班。

　　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分院，是我们一个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把学生派到经济发达城市，一边在当地一流学府学习，一边在学校学习，培养学生全球视野，激励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侯选参加这项计划的学生，将在这些城市高科技公司或者创新公司进行一年全职学习，这些公司经过精挑细选，给学生提供一个机会向起步公司创办人和企业家进行直接讨教。在学习创业的同时，也在合作伙伴大学选择与创业有关的过程。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七座海外分院，分布在美国硅谷和肥城，在瑞典、以色列、中国北京、上海、印度都有，我们为国大海外分院校友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他们回国创建的起步公司已超过45个。国大海外分院是走出去的例子，还有其他的例子，时间有限我就不讲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引进来。引进来的意思，耶鲁新国大学院是我们新近来重要项目，耶鲁新国大学院国大和耶鲁大学合作。我们希望结合两小专长和特点，为亚洲提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耶鲁新国大学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特点有好几个，我可以说出两个。首先，学院课程将融合中西方观点，在第一、第二年级阶段先提供综合性通才教育，第三年级开始进入专业领域。第二，学生大多分小组上课，每组原则上不超过18个人，上课时特别鼓励师生高度互动，非常强调学生发展独立的明辩性思维。

　　第三个项目，就是我们大学领军人才研习班。国大以亚洲的视角观察影响世界，互相吸取经验。今年我们推出大学领军人才研习班，我们先从东盟专场办起，吸引东盟地区17所大学校长、副校长、部门主任等参加。研习班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人员的聘任和栽培、大学的国际化战略、研究管理、大学管理、品牌管理、品质管理、战略规划等。3月份的研习班过后，我们很荣幸接到上海交大的委托在7月份为上海交大主办一个专场，以党委书记40人代表团，副校长、校长助理、部门主任等参加。研习班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学管理，另一方面是宏观的知识及政策研讨。这两场研习班举办之后，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决定在明年春季在开办中国专场。

　　时间关系我介绍这三个项目，希望有机会大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谢谢。

　　孙立哲：大家下午好。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医学研究生，1982年以后到美国留学，留学到1991年回国。这一段时间我感觉到回忆起来也许跟后来留学生的体验很不同，因为我觉得几乎是在生存的底线中挣扎，那时候打过7份工、当过医院实验品。

　　我想今天谈什么问题呢？大家是不是能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广泛的留学生的群体，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标杆来衡量我们这些留学生，或者是海归人员的成功与否，或者是不是人才。失败是不是一个常态？还是说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人士给我们列出了很多例子，说了很多体验，比如说我要做投资的，我有多少资产，投资了多少成功的企业。作为广大的留学人员，真正的这种体验是不是一样的。我自己看看我周边的人，觉得成功是很少数的，正在努力成功的、在追求目标的人是大多数。所以我自己觉得成功是一个短态，不是一个常态。

　　困境和苦难也许真是一个常态，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出来的。比如说我回国创业的时候，同做的有30来个公司，大部分公司都死了，失败为主。成功了几个公司，成功的公司后来回头一想是靠运气、靠机遇或者靠其他的人，不是我的创业，到现在我也不懂出版。我倒觉得我的经历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苦难，比如说我在美国的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有两个孩子，这时候我爱人得了癌症，带着我爱人回北京治病，治了很长时间的病，后来在北京去世，我就在北京创业。没想到我在北京创业的时候，我又发现诊断成一个很严重的癌症，那你说这个创业怎么创，结果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就在美国跟医生说，说我得了癌症，但是我自己就是大夫，咱们能不能配合一块治疗。结果没想到我这个医生尽管他有很严谨的医疗的规范要求，他说好，咱们商量着治。做手术的时候，麻醉师全麻让我睡觉，大手术、小手术都是全麻，我说不行，我说我睡觉万一给我治坏了怎么办。结果我的医生拿出一个教学的电视放在我前面，说好那我们一起做手术，我就跟这个医生通过电脑荧光屏一起来做这个肿瘤切除的手术，手术之后成功了，然后又做了一种很奇怪的治疗，就是给自己打细菌，自己发烧40度，肿瘤也没有复发，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特别古老，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为什么说这个例子，说这个例子我是想在外国的留学的体验当中有一条收获很大，就是美国尊重人的自主权，就是说我能够在那个环境下跟美国医生一起来治自己的病。后来第二次留学，是因为当时我非常失败，所以我觉得失败作为常态，失败作为再次留学的动力，我后来又学习了管理、学习了金融、学习了医学。因为我打了一个官司，学习了法律，说打官司还不赶紧学学法律，我在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学位。为什么要这么学？和开始出国学习动力、动机完全不一样，从解决失败中存在的问题，几乎是上瘾，学习脑子里一大堆的问题，这时候体会到了。学习是被动学、找工作学，这个学习不到位，如果想掌握一个东西就有可能学习的好。如果真正的上瘾，我自己体会这种学习是非常强，这个学习也能够学以致用。后来不管做企业、做银行、还是做出版，就有效利用在海外学习的这种学以致用的方式。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这样一个个人的体会。

　　林伟长：我是来自广州大学城的，我今天想在这里说的，实际上跟前面几位老师有所不一样。前面几位老师随便讲都是在校园内培养学生的，那么我是在校园外为你们培养创新性人才提供平台的。辉耀，非要请过来把这个平台介绍给大家。

　　广州大学城在广州小岛上面，离广州市中心20分钟。18平方公里面积上聚集10所广州最好的大学。这10所广州最好的大学里面，每年培养在里面学习的学生有18万，教师员工加起来有20万左右，里面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硕士点有1200个左右，博士点有500多个，国家重点学科有40多个。这么丰富的教学资源，自从大学城建成至今的8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主要功能就像前面几位老师一样都是培养学生。那么现在处于这儿一个新的形势下，我们希望学校也是希望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我们作为大学生管委会，也就是为学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服务平台，同时也为我们海外人才回来创业提供平台。所以在这里的十所高校把培养知识型的人才转向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就想在大学城上面必须有相应的产业，为这些学生和回国留学人员提供一个平台。我们大学城有很多资源，首先，我们要培训教育产业。培训教育产业，刚才新加坡老师也介绍了，我们希望与国际教学机构高校的合作，通过国内及国外的合作交流，然后培养国际型的创新人才。第二，根据大学城现有的资源，我们要建立一个创意产业。这个创意产业的建立，对于我们为学生提供一个创意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利用我们大学知识的特点，建立会议展示产业，也就是在上面开各种会议进行交流，为学生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第四，我们这里生态关系非常好，处在2000多年历史的番禺区里面，番禺历史比广州还长，有人说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可以形成旅游休闲产业。我们希望打造这四个产业，来为我们高校培养学生，为国外归来的千人计划人才提供创业的基础。

　　我们目前在大学城已经建成几个基地，一个国家级数字家庭产业示范基地，还有与大学城联手建立一个健康产业示范基地，还有以我们华东广东东大建立为基础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这些基地建立以后，吸引了很多海归人才在这里创业，同时也吸引了很多高校的老师他们在这里创业。这些为我们孵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最近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规划，就是在我们南岸地区规划40多平方公里跟大学城以及我们还有一个生物岛合在一起共70多平方公里的国际创新岛，为我们大学城地区孵化企业提供一个落地产业化的地方。应该讲我们整个策划、整个发展都是把目标定在对学生的培养，以及对海外海归人才提供服务和帮助。我们希望在座各位海归，以后能够有机会到我们这里来考察，也欢迎你们在这里创新创业，共同培养人才，共同为转型升级，建立创新型经济和社会而不懈努力，贡献力量。谢谢。

　　王伯庆：谢谢各位嘉宾分享，虽然我们超时，特别张校长和李主任替自己服务单位做了一个介绍。下面我们进入讨论阶段，在听各位嘉宾讲话后，我向晓波提一个问题，浙江大学是中国高校的第一方阵，城市家庭孩子比例特别高，独生子女孩子比例特别高，这是浙大的一个特点。刚才你讲了一下关于拓展创新创意人才强调专业融合和跨度，面对这些孩子特点他们承受失败的心理压力比较弱的情况下，不知道浙大有没有在教育方面的创新，因为现在对他们成败有很大的争议，大学生也是这样的。

　　吴晓波：这样一个趋势不光在我们浙大，所有高校都面临这个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这么多年了。我个人的感觉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好的方向，他们的特点：接受新知识特别快，特别接受网络。我们老师在上面讲一个案例，你才开一个头，学生在上面已经上网查过了，他们说你这个说的不对，这家公司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是他们的长处。你刚才讲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和人格方面，大学教育就是知识和人格，这是很重要的方面。从能力和人格养成方面，他们这一代有他们缺陷，任何一点从创新创业教育来看非常有针对性，让他们打破他们凭着一种知识，就能耍弄一些小聪明，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的固有思维模式。所以13年前，1999年浙大创立一个班，这班叫创新创业强化班，我不许管理学院学生参加，我们每年选60个人，这个选择不是老师来选择，让学生自己来选。看到这些学生自己能够打破常规，突破性的做一些思维，或者一些突破的做法，很有创意。但是他们需要我们的引导，我们就是在做引导。这个引导是什么呢？不是说只让老师和教授来引导，跟社会的结合也非常重要，这是中国大学目前巨大的弊端：跟社会需要需求的对接是不够的。我们的做法，让他们必须走出去，我们的学生不是只在浙大的课堂里上课，这个出去也不是像幼儿园阿姨带着参观，我们只提供一个现实，让学生自己去找。我们希望树立问题导向，他自己找问题，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和网络，他们去对接这样的网络，这个我认为这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做法，从身上发现他们好的东西。确实他们需要从社会大课堂当中去锻炼，他们很多的弱点改变打破理念，关起门来是改变不了的。

　　王伯庆：刚才你谈到和社会结合，中国高校很大的创新就是大学园区，我们现在把大学放在很偏的校区里面，我们的校园离社会更远了，这个有争议了，不知道林总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吴晓波：这个问题我关注很长了，我个人非常反对大学园林，社会的误区包括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很大原因是大学园建设，把大学生圈在这个领域学习，大学教育系统应该是分步骤的系统，而不是集中的系统，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集中，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林伟长：我觉得大学是读书的地方，确定不能在城市热闹的地方，应该跟城市有一定的距离，才能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我的小孩到国外学习，弗吉尼亚大学在一个小山村，离城市比较远。我们大学城离市区非常近，但是是一个小岛，有地铁、有高速公路，是非常好的学习地方，你们有机会到那里考察一下可以看到，风景秀丽，非常漂亮。但是它又不能与社会隔的太远。他们经常到市区内了解情况，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社会上和生活上的东西，那也是很方便的。现在根据千人计划人才，他们在学校里面兼职，兼职以后搞创业，这几个方面对于学校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的人才是非常好的。同时对国外回来的这些高层次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基本上都是专家，都是科学家，有教学机会给他们，又有创业的机会给他们，这应该是非常好的条件。

　　江莉莉：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岛，每个地方都算是城市，在新加坡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四所大学有一所在我们小岛的西部，虽然也觉得比较偏僻，也是非常城市化。我们非常注重这几年鼓励学生去参加实习的学习，在暑假的时候去学习。还有同时我们展开各种社区服务，培养学生社会风险的意识。用这两个方面把学生和社会结合。

　　王伯庆：新加坡是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因此对你们来说国际化程度相当高，作为我们中国内陆的很多大学来说，可能所处环境并不是很高国际化，你有什么建议，对中国本土人才有什么建议，通过自己本土社区不高度国际化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新加坡这里借鉴？

　　江莉莉：中国是非常大的国家，新加坡非常小，所以我们有一个笑话，如果在开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开到马来西亚了，因为我们是很小很小的国家。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地方多、面积大，你可以让学生在国内交流，我觉得国内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学生如果踏出他们校园，到别的大学有交流，已经是一种开发他们视野和经验。

　　王伯庆：但是还有困难，我家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大学，看来看去都差不多。我们以为自己很国际化，但是真正国际化你的就是原住民。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很国际化的社区下面，找到一些国际化的培养方法，不知道其他各位嘉宾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可以谈谈，对中国来说不像新加坡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城市。

　　李曙光：我们政法大学比较好的例子，我们两个校区，昌平是比较远离北京的，研究生院在城里面北三环，是最热闹的大学城。我们对大学城有不同的理解，海淀区这一块资源非常多，很容易去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这些学校听课，或者跨校，我们已经在这些大学搞跨校的合作。对于大学城要看怎么理解，相对教育资源比较集中，因为各个学校的课程和导师不一样。把大学城搁在非常远的地方是有问题的。

　　学生如何国际化？是现在教育部直属的院校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我们学校国际化有几个途径。第一个，我们公派研究生，我们每年都派出一批联合培养的博士和硕士。我们研究生已经七千多了，我们每年大概有几百人要出去。但我们公派这一块一般发展不到这上面。我们现在跟中欧和欧盟搞中欧法学院，这是目前中国和欧盟之间最高端法学方面的合作。所有的课程都是由双方共同商议的，欧方会派很多的教授，大概欧盟14所大学的教授过来讲座，有少部分中国的教授过来讲课，这给学生带来一个很好的国际化的资源，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五年了。另外，我们现在在跟很多大学进行包括项目的合作，我们最近商学院在搞法商管理，具有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培养，跟加拿大易纬商学院和哈佛大学刚刚进行合作，这些我们也在通过一些课程和项目进行推进。

　　吴晓波：可以说两个资本途径，一个是网络化。现在在中国，基本上每个小县城都可以上网，通过网络可以获取最好的教育资源，可以看得到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的课题，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要鼓励、支持民办大学。

　　王伯庆：我们嘉宾讨论就到这，现在进入提问阶段。

　　提问：尊敬的吴院长，刚刚讲到网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产生网络监督和网络民主的时候，它也产生另外两种，网络流氓和网络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学生的上网引导里，如何提升他们的鉴别能力、识别能力和选择能力。谢谢。

　　吴晓波：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中国，政府往往希望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好的，它是出于好心。但事实上从逻辑上讲，它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因为许多价值的判断不是唯一的标准，这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社会，相信我们的人民，相信有这么多个知识分子，这么多的精英分子，他有自己一种责任，他会去努力把这个社会导向更加的理性。但是这个过程不一定很完美，肯定有很多的网络暴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有。但是这跟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一样，你让市场的机制起作用，他肯定会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你不让它，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去扭，越扭就越曲。现在老百姓心目中普遍的不信任感，这是很糟糕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是你相信老百姓不够，相信这个社会不够，总是只相信那些纵向的权利，这是有问题的。网络这一块，我相信只要让他充分的竞争，好东西会越来越好，差的会被淘汰。但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是需要健全的。

　　孙立哲：我补充两句我的体会，开始进了法学院，第一堂课给我们讲美国宪法的自律原则，很震惊。

　　第一个，不要相信政府。但是它的意思，一是，主权是在人；二是，不要相信政府，政府这个怪物是要需要监督的。这是第一条我们学法律学到的，觉得这跟我们以前计划的，指令性的，集权化的政府概念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第二个，自由追求，每一个人有自由追求的机会和权利，倒不是结果是公平的，结果是一样的，其实它是机会的问题。

　　第三个，容忍。系统要有容忍性，特别是可以容忍错误和失败，这样创新才可能真正的有了土壤。如果不能允许错误，创新就非常困难。

　　第四个，乐观主义，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宪法中，不管事情怎么变化，这个系统内部是有纠错能力的。刚才吴院长的意见非常赞同，我们系统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力量，有动力，有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启发出来的，坏事是走不太远的。如果有这样一个思想，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

　　提问：针对中国现在应试教育现况，逼着学生向大量的补习班，请问各位教育界的专家们，您告诉我们这些未来孩子们的家长，我们怎么样抓孩子的教育？到底要不要让他上那么多的补习班和各种兴趣班？现在看三四岁幼儿园就开始教1+1=2，开始教写字，我觉得那太可怕了。我希望孩子有创造力，不要被抹杀，但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很容易抹杀，各位前辈给点指点。谢谢。

　　王伯庆：我在他问题上追加一句，当我们小孩必须背着手上课，必须举手提问，创新从什么时候开始？

　　孙立哲：第一个，我觉得徐小平肯定会有非常好的观点，其实教育的目标，更多不是客观和固定的，它本身是动态的。在不同的时候，你的目标在你人生不同的时候，你受教育的目标不一定完全是客观的，或者更多的不是一个客观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我刚才有一段话没说完，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更多是一个心灵的成长和心灵的体验。同时，就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人生和诸多的人生道路。对于每一个独特的人生来讲，他学习的目标，受教育的目标一定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创业者，不同创新的人，他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未来，都是要自己定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趋同，这实际上是做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实际上是“太监”的文化，大家以“太监”文化的态度对待教育，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不是你自己，这个权威是外部的，你永远对着外部权威来臣服，最后教育的结果在文化中给人造成长期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

　　林伟长：我觉得有一点看法可以作为参考。美国人家在小学、初中之前，教育是非常的自由。但是如果上了大学，在大学里学习是非常辛苦，非常的累。据我所知，很多学生经常学到下半夜，做作业。但是我们国内的大学就非常轻松，就是可以比较，可以参考的。

　　提问：谢谢各位老师、学长。我感觉我们都是从国外回来，今天教育部部长不在这儿，大家希望对我们未来的教育提点建议。第一，不要搞大学城。第二，不要搞浙江大学这样的超级大学。我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在旅游区内，这是培养人类的人文思维，不要变成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