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战略机遇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纪念董辅礽先生诞辰85周年”定于2012年8月4日下午举行。图为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任立殿摄)

　　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战略机遇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纪念董辅礽先生诞辰85周年”定于2012年8月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泰康人寿报告厅举行。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会议。图为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演讲。

　　辜胜阻：大家下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让创新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动力》。我们现在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经济工作的主线”。董辅礽先生经济转型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概念，董先生在几十年前就提出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指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地增长，赶上发达国家，必须逐渐地由外延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内涵式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耗费资源多、技术进步慢、经济效益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国内产能过盛的困境，董辅礽先生指出，国家为拉动有效需求而增加投资，正是“调结构”的良机。如果不结合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就没有后劲，在这里他其实就讲到了“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董先生要以“调结构”来扩投资的思想极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以加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只能“治标”，需要以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主义来“治本”。中国更需要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主义而非政府公共投入刺激的凯恩斯主义。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有两位伟大的经济家，一位是凯恩斯，另一位是熊彼特。有人认为，当前解决美国的问题不能靠凯恩斯主义，要靠熊彼特主义，重振创新基础，为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创业项目以及唤回企业家精神开出药方。1912年，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革命性变化，创新的同时也意味着毁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缺乏创新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对于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递减倾向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要加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熊彼特则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不仅有效需求不足，而且有效供给也会不足，结果就是滞涨。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如果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相比较，会发现前者更加重视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而后者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1983年纪念凯恩斯和熊彼特诞辰100周年期间，美国《福布斯》杂志用熊彼特图像作为封面，并写道“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我们看到，在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实施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罗斯福新政”，开始复苏不久，第二次衰退又在1937年来临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衰退时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一结束，经济就马上下滑。2001年，美国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美联储降息刺激房地产，结果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次贷危机”。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的扩张性刺激政策在创造辉煌的保增长的成绩单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产能过剩、房市泡沫、巨额的政府债务以及低效和无效的投资的“后遗症”。当前“转方式”、“调结构”，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一定要实施有效投资。

　　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创新，要让创新推动的新产业发展，引领新的经济周期。金融危机往往催生科技革命，像1825年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促成了19世纪30年代以蒸汽机应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美国大危机导致了战后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革命。可以说，危机为创新提供了机会，而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成为摆脱危机、创新经济增长的出路。

　　过去三十年我们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辉煌的背后存有隐忧：经济规模很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很快，但快而不优。当前发展方式迫切需要从靠廉价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只有创新才能赢未来。大家可能猜想，十八大以后又会出台什么样的新的经济刺激政策。事实上，十八大以后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谈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就明确强调：扎扎实实抓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但是当前相当多的人还是满足于“投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患有很严重的投资“饥渴症”和“成瘾症”。2009年金融危机时很多地方政府欢呼危机来的太好了，多少年希望做的事情，危机来了以后就做成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断出台“稳增长”的地方政策。要么希望放松房地产调控，要么大搞财政刺激，被称为“地方版的4万亿”。事实上，我国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时代已受到严重挑战。我们“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却换来了“高污染、高物耗、高排放、高消耗”，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例如，我国产业的空“芯”化问题，中国计算机的售价30%要支付给国外的专利使用者，平均利润只有5%，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利润率就可以达到40%。再看看中、外企业的利润差距，苹果公司的净利润是24%，中国科技创新的典型企业——联想集团(微博)的净利润只有1.6%。2010年款的iPad售价是499美元，但中国的代工收入只有8美元。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现在，必须由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同时，我们的企业必须转型升级，提高创新能力，从依赖廉价要素转为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最近有调查显示，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成本。最近几年，我对大量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我的结论是当前企业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向上走，也就是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条路是向外走，通过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走出去；如果不能向上走、向外走，那就只能向下走，残酷地被淘汰。

　　当前企业在创新上面临“动力不足、风险太大、能力有限和融资太难”四大瓶颈，创新需要政府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良好环境，营造环境比打造乔布斯更重要。我们的调查表明，企业创新有四大瓶颈：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因为激励机制缺失，创新无利可图；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因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往往是九死一生；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创新人才瓶颈；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融资体系不完善使企业创新面临资金约束。因此，创造环境让企业创新有利可图，比打造乔布斯似的领军人物更为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但实施起来很难。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让企业创新步履维艰。所以如何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环境非常重要。

　　经济要创新驱动，企业要创新制胜，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创新的内涵。认识创新要防“创新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庸俗主义”把创新庸俗化，又要避免把创新看成高不可攀、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将创新神秘化。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通过新组合而产生新利润的活动，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材料供给、新管理五种形式。“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创新”一词应该做最广义的解释，它不仅是新技术，而且也是新方法或新态度。“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提出，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概念。因此，广义的创新还包括体制、机制、法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即通常所说的改革。著名管理学家成思危教授认为，创新是指引入或者产生某种新事物而造成变化，大体有三种主要类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是多层次的，高端创新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破坏性，而中端、低端创新则具有渐进性。

　　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美国高科技的辉煌，不仅得益于华尔街的金融支持，还得益于美国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等等。没有华尔街就没有硅谷。产业升级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特别是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助推器”。风险投资制度具有要素集成功能，能把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各种资源集成一个系统，形成有效配置；具有筛选发现功能，通过投资决策形成市场筛选，强化投资者的竞争；具有企业培育功能，能够将科技成果“鸡蛋孵化成小鸡”，把企业培育长大；具有风险分散功能，通过有限合伙制等形式，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使风险社会化；还具有资金放大功能，可以起到“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世界上50%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美国，美国有一半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硅谷，所以硅谷有“第二华尔街”之称。无论是微软(微博)，还是苹果，它们都得到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最初支持， 前不久刚刚上市的Facebook，第一个投资者获得了4000多倍的回报，第二个投资者获得了超过1000倍的回报，第三个投资者获得了200倍的回报。所以，风险投资制度能够让投资者和企业家获得双赢，能用高回报补偿高风险带来的损失，在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方面有重要作用。除了风险投资以外，美国还有天使投资。美国的天使投资总额和风险投资总额规模相当，但天使投资的企业数是风险投资的10倍以上。企业初创阶段最需要的是天使投资，接下来是风险投资，然后是股权投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天使投资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比风险投资还重要。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板市场”构成的金融创新是实现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

　　最后，我做四点总结。第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辉煌成就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未来的发展要靠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第二，中国的增长模式要实现从“凯恩斯”式的增长转向“熊彼特”式的增长转变，用创新引领未来。第三，实现“创新驱动”要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成本上升和产能过剩的压力来形成倒逼机制，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第四，技术的创新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政府要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环境。政府只做环境，创新制度，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我的演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