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理论名称

　　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消费品生产理论

　　申请人姓 徐 景安

　　理论简介

　　1980年由于“洋跃进”带来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务院采取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等措施，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1980年12月17日我写了《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一文：“当前，我国经济潜伏着很大的危机，概括起来说，叫做两个减产：粮食减产、能源减产；四个控制不住：基本建设控制不住、消费控制不住、财政赤字控制不住、物价控制不住。为了不使这种状况继续恶化下去，我们采取了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国防、行政开支等措施，力图消灭财政赤字，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很明显，这些是应急性的措施。如果我们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经济形势还有可能继续恶化下去。基本建设投资和国防费的减少，会造成大批设备的积压、大量施工队伍的窝工以及很大一部分民用、国防工业企业生产任务的不足，使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与此同时，各方面的财政支出如各种补贴、行政教育科研经费等将逐年增加。当整个财政收入不能很快增长，足以弥补各项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又会造成新的财政赤字，迫使我们进一步压缩投资、缩减费用。如此，我国经济就难以摆脱危机，有可能堕入恶性循环的危险以之中。”

　　文章建议：“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文章强调：“增产消费品，这是增加收入，回笼货市，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根本措施。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重轻生产结构，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

　　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国务院领导于1980年12月22日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于1981年1月7日、1月22日、1月23日、1月29日，由薛暮桥主持，召开常务干事扩大会议，邀请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机械委、国家农委、财政部、一机部、轻工部、社科院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于光远、房维中、沈鸿、许毅、宋季文、钱俊瑞、廖季立、吕培俭、康永和等发言，发了5期简报。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大城市抓起。国务院领导带我到天津、上海考察，向当地领导介绍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国务院领导在上海听取汇报时说：“看来，一个是消费品生产，一个是技术改造，一个是能源、交通。抓了这三条，国家就活了。”“整个调整期间，消费品生产要放在第一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服务。”“消费品生产搞起来了，整个工业就活了。所以，要围绕消费品生产调整重工业。”

　　1981年4月我起草了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不断满足人民吃、穿、住、用、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人民政府应尽的职责。东欧一些国家长期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带来消费品匮乏，这是造成他们人民不满、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什么位置，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苏联在特定条件下，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所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作为普遍规律，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而把优先发展轻工业看作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过去我们老是想从重工业、从钢铁工业上起飞，吃了不了苦头。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在建设方针上，应当从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着重发展消费品生产，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协调，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发展消费品生产，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里有着广阔的市场。外国人很羡慕中国这个市场，而我们长期以来却忽视自己的市场，商品不足，不是去积极发展它，满足需要，而是靠发票证，抑制需求。”

　　“发展消费品生产，要从重点城市、名牌产品抓起，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其他轻纺工业生产的城市要先走一步。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排出一批适销对路的产品，落实措施，把它抓上去。要以生产名牌优质产品的工厂为中心，组织专业化协作，进行大批量生产。”

　　这是对我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最早反思，并在启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这与后来改革主要是调动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的方向相一致。而俄国改革没有取得应有成效的重要原因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经济结构长期调不过来。外电评论，带动中国经济起飞的三大决策是：一是发展消费品，二是农村家庭承包，三是城市企业改革。

　　申请理由

　　(请重点论述)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理论就成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安排，导致经济比例长期失调。建国30年来，重工业增长了90多倍，轻工业才增长21倍，农业仅增长2.4倍。由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一直没得到清算，在文革结束后又开始了一场“洋跃进”。发展消费品生产成为决策后，经济理论界掀起了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的大讨论。

　　马克思把生产资料的生产列为第一部类，把生活资料的生产列为第二部类，论述了两大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内部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性， 并没有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谈到在“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斯大林则提出“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这样，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原理。

　　列宁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可以理解为再生产终点上的数量结果，而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中则成为在顺序上优先安排生产资料生产。这就使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脱离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需要，“以钢为纲”的方针就是这种优先安排的突出表现。就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来说，产品种类繁多，是不可能由计划优先安排的，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由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根据需求来安排。当然，像煤、电、油、钢这类开发周期比较长的生产资料，需要在企业预测、行业规划基础上提前安排，但决不是计划经济那样，不按照市场需要，由计划部门主观地确定生产资料生产的品种、数量，然后作为指令性计划下达。结果是生产资料数量上的积压和品种的短缺，成为计划经济不可克服的顽症，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否是普遍规律？在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要满足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与生产资料本身增长的需要，消费资料生产要满足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与消费资料本身增长的需要，以及除两大部类以外人口消费的需要。列宁在得出“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的结论时，只是考虑了技术进步带来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而技术进步也可带来生产资料的节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更是重要的因素，第一、二部类创造的剩余价值多少用于积累、多少用于消费决定了对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需求。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会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增加积累。社会主义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目的，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积累与消费应合理分配。因此，从逻辑上讲，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应该是资本主义发生的现象，不应作为社会主义遵循的普遍规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积累率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生产资料的盲目增长和消费资料的严重短缺。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称为普遍规律，既是这种错误方针的认识根源，又是为这种错误方针寻找理论依据。

　　1980年我在《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一个文中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被国务院采纳，既具有实践意义，使我国从改革之初就调整轻重结构；又具有理论意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进行反思，引发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的讨论。但观念是战胜不了观念的，随着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实施与市场经济的推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在我国也就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