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财经》杂志共同主办的“2012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于2012年9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举行。图为第一主题“银行模式转变”全景。(来源：新浪财经)

　　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和《财经》杂志共同主办的“2012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于2012年9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举行。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第一主题“银行模式转变”全景。

　　张逸民：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主讲嘉宾进行主题讨论。首先让我邀请两位嘉宾上台来。

　　主题讨论的环节当中有两个主题讨论的题目。

　　题目一：在中国全能银行的发展，会否进一步强化银行业的寡头垄断格局；

　　Sushil Saluja：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地好，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之前所听到的两个演讲，我觉得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银行业，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一个好的银行业需要有不同的银行的模型，不同类型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一个银行体系的核心部分，就是在中国需要出现这种全能银行的模式。当然的话不能够只能有这么一种模式，我们在西方看到，比如说非传统的一些机构的形式，我们看到一些专业化机构发展得非常好，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形式都是需要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在每个国家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领航体系，我觉得全能银行的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应该也要说，除了这个全能银行之外，我觉得其他的形式在中国也是需要的。

　　韦一励：我完全同意这点，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需要这种多元化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们只能够用一种模式，比如说我们去看欧洲或者说看美国。我们不能说它们这些国家有这种寡头的垄断，他们都是有多远化。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大的一些公司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大，这个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但是我觉得多元化是最关键的，作为监管机构来说，必须要允许这种多元化的发生。

　　我认为寡头的情况就是监管设计不当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但是如果要是监管是公平和透明的，而且决策的执行是非常坚决的，那就不会出现寡头的情况。除此之外我认为政府和当局，也应该提供一些财务的援助，给小的金融机构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因此最终我坚信，多元化，包括全能银行是解决今天中国面临寡头垄断的这样一个办法。

　　张逸民：谢谢你们的观点，下一个主题讨论的题目是，关于中国银行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题目二：现在中国的银行业目前正在走向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担心就是，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会不会增加中国商业银行对于风险承担的偏好，而使得中国的银行业的监管更加困难。

　　韦一励：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一旦有了利率的自由化，能够自由地设定利率，不仅仅是存款利率，还包括贷款利率、资产利率，你就可以进行更好的风险评估。对于你所做的所有的业务进行很好的风险评估。如果要是有固定利率的系统的话，那么就无法激励银行实现差异化，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司，你的贷款利率都是一样的，而且存款利率、存款洗手液都是固定的价格，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改善服务，也不会激励银行真正地进行投资。来实现深入地了解客户细分，并且投资于那种适合不同市场细分的产品，确实是有风险倾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开放利率的话，就必须要改进风险部门风险评估的能力，并且要把风险问题深深地植入银行的DNA之中。但是并不是说就一定提高风险的偏好，你当然需要进行调整，需要更加有选择性，还需要有更加敏锐。但是最终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说银行系统就会被注入更多的风险。

　　那当然了在过渡期间，我们必须要进行很好地管理，因为你不能够一步从多年以来的老的系统，一个完全管制的系统，一下子蹦到了一个新的系统中，如果银行的内部能力、进行调整的能力、进行风险分析的能力和治理的能力，以及在监管方面的能力，不能够改进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前面的发言中，我就谈到了这个过程应该是逐步地给一些调整的时间给银行，当然这并不适合所有的银行，所以你首先先批准一部分的银行先这么做，比如说投资银行，而不是所有的银行。一旦有了这些摸索的经验之后，那么我并不是认为不应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Sushil Saluja：朱民教授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应该根据GDP，根据财务交易的规模和其他的因素重画世界地图，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表明了在不同的纬度上，不同的国家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各个国家他们如何来满足自己的国家和经济的需求。我认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利率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也是中国目前在走的一个旅途，每个国家在这个旅程中，处于不同的地方，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预示着将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走向利率的市场化。那如果你要是整体地来看这个问题，再看一下其他国家所走的历程，和中国现在所走的历程，我认为不可避免地会看到监管和监督的体系会发生改变，还反映这个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承担更多的风险，但是我认为监管机构的改变，也应该会成为中国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一部分。

　　观众提问：我这里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中国什么时候能建立真正的投资银行，比如说高盛和雷曼，是否需要外资的力量加入。

　　韦一励：我不会用高盛或者雷曼做例子，甚至用高盛做例子我都不喜欢，高盛的结构、他的活动在过去几年中出现很大的改变。做得可不仅仅只是投行的业务，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银行要能够以客户为中心，银行必须要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给其客户，但是又不要有太多的偏见或者说偏颇。如果我们认为对于公司来讲债券市场更好，比从银行借款更好，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提供这种服务，如果要是相反的一种情况，我们也需要能够提供这种服务。我就用这些例子来说明问题，如果你是雷曼，你不应该关注的是贷款，而应该关注的是债券市场来提高收益，但是这些都会有成本、都会有限制因素的。最终如果你要出现了困难或者说出现了危机的话，那么对于那些高收益的投资者来讲更困难。对于银行来说，你们大家多年以来都已经知道了，因为银行对于客户的这个经营非常地了解，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银行贷款比债券好还是不好，你就可以进行对比。

　　但是如果我是银行家，如果我要是真正关心我的客户的话，我应该能够不带偏颇地来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给我的客户，如果要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要不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投资银行，或者说我只是一个商业贷款银行，或者是不允许我这么做，但是我通过一些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都是相互之间隔绝的公司，来提供这些服务的话。那么我能够提供给客户的服务的质量就会低一些，而且效率也会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中国需要高盛或者是雷曼。

　　Sushil Saluja：在银行模式，在现有的银行中应该允许更加灵活的银行模式，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地敏锐，特别是资本市场这个领域，我们讨论的就是中国资本市场领域的话题，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未来在哪里？

　　如果我们看一下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的话，我们会看到资本市场这个行业，不仅能够帮助零售和商业的客户，能够有更加高级的交易产品，同时也提供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这对于个体的稳定和幸福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今天，前面有一个发言人谈到了需要扩大养老市场，而且人们也特别地关注理财、财富管理。

　　如果我们看一下股市的话，我们会看到未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交易所的这个数量，以及想上市公司的这个数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交易所的地点以及所使用的工具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是中国目前所要进行的旅程中，非常令人兴奋的一部分。因为中国要不断地扩大他的金融体系，在这个过程之中，自然就需要很多专业化的机构，需要有各种不同的资本市场活动的发展，不管是交易所有关的、与公司有关的，还是与个人的财富管理有关的，方方面面活动都会发展，所以我认为这些机构会发挥作用。

　　但是就像前面的问题一样，我认为应该全面地看问题，应该把它看作是中国目前所进行的一个旅途的整体的一部分。

　　观众提问：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可以进入细分市场，那么资讯公司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Sushil Saluja：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暗示的内容我已经明白了，很明显随着业务的发展，在任何的现代经济中，随着业务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中小企业都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埃森哲在一系列国家所工作的方式，就是帮助这些小的企业客户来开发他们的商业模式，他们的运营模式，帮助他们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大的机构和大的公司的经验教训。我们还和一些监管机构和一些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来开发一些行业政策，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国家，我们都认为我们对于企业界来讲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每天努力地为客户服务，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也在作出自己的贡献，来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创造环境和我们向他们直接提供服务都非常重要。

　　韦一励：我不是咨询顾问，所以我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唯一想说的就是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他们非常重要，他们对所有的经济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这一点非常明显，他们需要专门的一些中心和专门的一些专长的人来为他们服务。这个是应该由过么银行所提供的服务的客户群体，对于外资银行来讲很难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我们所做的，在法国比如说，我们在欧洲两个核心市场上，建立起专门的中小企业之家和创业者之家，我们专门有一些团队给他们做一些专门的服务，比如说风险评估、风险决策等等，跟这些创业者是在一个大楼里，这个大楼是专门给中小企业创业者的，这样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来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概，法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我们在法国不同的地方有35个专门的团队，大的团队都是专门做这个市场。跟他们进行密切地合作，来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跟这些中小企业的创始人密切合作，满足他们的财富管理的需求，还有帮助他们把业务从一代人转到下一代人中，这都需要专门的技能。

　　观众提问：全能银行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它管理起来太复杂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韦一励：管理起来太复杂，如果你要是太过于集中化的话，那么自然规模大，否则复杂性就比较大。比如说在巴黎银行我们有20万员工，其中1.3万是在亚太，5年之后我们的这个规模就会再，我们的规模就会再扩大一倍，在欧洲我们在意大利，在比利时等等，通过内生的增长扩大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发展起来就很复杂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区域化，你还需要按活动进行分工，你还需要明确谁做什么工作，来避免这个组织太复杂。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进行管理的，从外部来看，看起来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银行的每一部分都需要不同的技能，但是如果你有适当的分权化，高层人士他们各负责业务的不同领域。然后要有很好的治理方式的话，就可以进行管理的。我们需要做的以及我们在巴黎银行开始所做的事情就是对所有的银行有共同的需求，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在银行的某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亚太出现了问题，如何解决，这个是通过一个活遗嘱的概念来解决的，也就是说所有的银行都已经在这么做了，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内容，已经最后定稿了，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些决议、规划，就是说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得他可以被管理。因此银行需要更多地在这方面进行投入，需要知道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坏事情的话采取哪些措施，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的话，你当然就需要进行选择，如果你太集中于某一个市场，比如说西班牙的长期按揭，还有在法国长期的社会福利房的按揭，集中度太高了，如果这些市场出现问题的话，如果你很难获得长期的融资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流动性的问题，那就完了。如果你只有5%、10%、20%的活动在这个市场上，你就可以进行管理，你可以管理这方面的损失。

　　当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它不会使你整个银行遭到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终多元化，虽然更加复杂，但是更安全，这对于经济、对于社会来讲都是更安全的。

　　Sushil Saluja：我觉得可能我所讲的话比较地有争议，我觉得不同的模型、不同的模式，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共识，究竟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一些理念在出现，而且监管机构也有不同的立场，就是怎么样去解决太复杂不好管理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大而不能倒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有一些地方，我们会看到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方法，在有一些地方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么渐进的一些方法。我非常熟悉在英国的一种情况就是，政府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报告，去研究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最后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就是说对于某种类型的机构应该怎么做。

　　那么在美国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理念，欧洲大陆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摆在到处地左右摆动。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不同的时间，这样人们才能把一些选择内部化，才能找到最好的方式，来解决在风险方面的复杂性。

　　刚才你讲到了这个活遗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解决方案里面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你要采取这种方法，作为部分的解决方法来消除这个风险，但是还需要一些其他的行动。我觉得可能在今后的一到两年的时间里，会看到这些行动。

　　观众提问：在中国产业资本的利润远远低于金融资本的利润，如果在现在中国实行利率市场化，会不会加大实体企业的负担。同时会不会进一步降低产业资本的利润。

　　Sushil Saluja：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溯到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个地图，我想做的一个评论就是随着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在不断地发展，肯定就有一些变化，从外面看不是特别地明显，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的地方的利润会降低，产业的利润会降低，还有增加这个负担。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使得金融市场更加地高效，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获得资本，这样的话就能够改进企业和公司在海外进行交易，能够把更多的这个资本带入这个国家，进一步地去投资于新技术的开发，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现在所经历的这个历程是非常广泛的一个历程，它里面包含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那很多的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张逸民：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主题演讲和专题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