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于2012年5月26日-27日在大连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以下为演讲实录：

　　周其仁：谢谢论坛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是“寻找新动力，发现新机会。”要理解这个新的动力和新的机会，我们要对现有的经济格局和现有经济格局的动力和机会做一点讨论。

　　现有的经济格局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一个世界，两个海平面。高的海平面是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达到3万、4万美元，人均收入、社会保障总的是全球的高位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有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较低的海平面，这个世界这两个海平面在过去的发展进程当中发生什么变化呢？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从互相很少来往，然后变成开放和全方位的来往，这好比在两个海平面中间打了一条通道，这件事情中国是领头的。中国率先实现低海平面国家实行开放战略，这是80年代早期的事情，1990年印度也实行开放，1991年前苏联垮台，苏东经济开始进一步开放。那这个开放就把两个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的经济体，开始有了来往，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大量的向新兴市场国家投入，这也是中国开放的时候，预想到的一个变化，因为当时中国决心开放就是看到我们的底子薄，如果我们不开放，完全靠自己，经济增长会非常慢。但是开放以后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变化，是原来没有想象到的，就是低海平面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有大量的产出品向发达国家输出，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的工厂，成为世界的制造基地，这样的资本、技术和产品对流，释放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能。然后让两个海平面的经济增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原来的低海平面开始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为全球第二位，人均的收入水平从开放初期差不多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上升到差不多20%。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的大发展时代，这也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时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最伟大的机会。

　　那么，这种增长也带来了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全球的贸易格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图上这条蓝线是美国的贸易情况，这个当代最强大的工业国从94年代以后，它的贸易就开始出现了逆差，最高的年份逆差占第一大经济体的7%—8%，图上的红线，中国的顺差节节升高，最高的年份，2007年，中国的顺差占中国GDP12%，这个对全球的经济平衡带来挑战。

　　所以IMF的总裁在2005年就提出了全球失衡的改革，他们担心一些国家累积巨额的顺差，一些国家有那么多的逆差，会导致全球贸易方面发生重大的问题。这里面要理解，中国是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以前是10亿人口，8亿农民，迅速变成有众多制造产业发展、众多制造产品出口的国家呢？一般人认为是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因为根据2002年美国一个经济小组的调查，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美国是21.11美元，中国是64美分，平均算下来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人工成本的3%，所以认为中国是靠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时代成就的看法非常的流行。

　　我对这种看法一直有异议。因为如果再往前看，从2002年再往前推10年、20年，中国的人口更便宜，中国的工人的工资更低，农民的收入更低，技术人员的工资也不高，但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国产品出口。我认为仅仅用廉价劳动力理解中国上一个发展阶段的优势、动力是远远不够的，真正要理解中国的出口的优势，我认为是综合的成本优势。第一，当然我们的人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所以我们的要素价格是长期非常低，这也是另外一种表达。收入低就是成本低，但是光靠这个因素不能成就世界工厂，中国能把要素组织成产品是要经过一套经济体制。经过一套经济组织，那么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很便宜，但是我们的体制很贵，贵到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想，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制度运行的成本，把经济组织的成本显著的降低了，这也是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源动力，这个低成本加上要素的低成本，经济就开始发力。

　　当然这两个因素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人肯学习，过去多方面关门，我们很多产品不会做，很多技术掌握不了，很多商业模式我们毫无概念。但是，把经济的门打开以后，中国人是肯学习的，我们为教育、为技能、再度学习，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最后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而开放又降低了中国、中国公司、中国人学习世界最先进经验的成本，容易学。

　　所以，我的看法，中国在全球崛起、改变世界格局、导致全球新的不平衡当中，因素来自于综合的成本，不是单一的一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经历发生了改革。那这样的话，世界的经济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累计越来越大的顺差，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吸引了全球的直接外资投资，这个量流入了中国就开始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增加我们就必须去购买大量的美元资产，我们和印度，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亚洲国家，大量去购买美元资产，就导致美元、美国的负债大幅度提升，很多资金转了一个圈又流回美国，导致美国利息非常低，投资消费非常旺，又开始支持它的逆差，就是通过赚很多钱买全球提供的产品，这个产品在2007年之前运行不够。虽然IMF很早以前就警告这里面有某种不平衡，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带来风险，但是直到2007年预言的危险一直没有出现，而2007年出现的危险也并没有发生在贸易领域，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的贸易当中。它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出乎意料的发生在美国的核心部分，发生在美国的金融业、发生在美国的华尔街，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偏多，是美国发出的美元经过全球又流回到美国，这过量的资源除了带来经济的繁荣，也会带来金融上的风险，所以从次贷引发了整个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包括冲击中国的出口和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要理解上一个10年到15年，全球由于两个海平面的打通，带来的增长模式，客观上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我们高兴就有，不高兴就没有，是累积的经济流量，经济运动当中摩擦矛盾的典型。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说，有成就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货币也发的越来越多，原因就是我们在开放当中形成了由中央人民银行通过基础货币来维持中国汇率稳定机制。这个机制对于出口导向经济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带来了投放货币量偏高、偏多，可能影响国内的资产价格、影响消费者物价。这个数据表明我们货币量的增加，2002年到2010年的8年时间里，以不变价计算中国GDP从12万亿增加到40万亿，广义货币量大大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高于商品和服务的增长。这个一定会对我们的市场价格，会对我们的广泛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料都会发生突变的影响。

　　巨大的顺差、外资、热钱进入中国会影响基础货币，进入市场以后，当某些资产不足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很高的抬起，一不小心某些时段冲击消费。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180亿美元，到2010年左右的3万多亿美元，这是巨大的成就，也预示着我们过去形成的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运动的方式，非要做一个调整不可。如果不调整是不可持续的，带来的矛盾会把成就改变。所以2003年以来，过热的现象从一个领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宏观调控的任务非常重，不断出台调控市场的措施。这个背后就是我刚才讲的全球运动，国内的货币运动带来的必然现象。所以，我们的资产价格、房产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土地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这些也给我们埋下所有债务危机的基础。

　　因为债务危机，我介绍的这本书是IMF研究部主任，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们搜集了66个国家长达8个世纪的危机，表明金融危机、金融违约、债务违约在人类金融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虽然每场危机的道路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事经济的主体无论是国家、公司、个人，当好的时候会更好，当经济出现不太好苗头的时候会过于悲观，这种心理上的起伏导致在经济热的时候会过量的负下债务，会过量的承担债务，但是等到经济开始往回调的时候，水落下去的时候，石头就会顶出来。所以，就会让一些国家、一些公司、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很多家庭面临债务的危险，这也是我们一直说2007年以来这场危机是资产负债国的危机，只有美国最厉害，为什么会出危机呢？就是当经济好的时候，特别是当流动性充裕，货币供应充分的时候，资产价格会往上走，越往上走会使我们的认为形势更好，这时候多负点债，甚至是谋取更多财富的手段，因为可以用负债的杠杆形成更高的资产。但是，经济总是有起伏，当落下来的时候，资产价格是软的，这时候当资产价格往下掉到时候，负债就会成问题。这个局面在全球、在中国都形成了，因为前段发展的太多，流动性太充分，资产价格连续往上涨。

　　应对资产负债危机非常重要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稳住这个水面，不要让水面很快落下去，中国今年经济的方针是稳中求进，我的理解是首先要稳住这个水面，如果经济大幅度下去就不好了，同时要好好的消化、化解高经济增长时期的债务。所以，欧债危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从危机到政府救市，到政府过量的负债，到市场开始怀疑政府的还债能力，是一环紧扣一环的，而欧债危机会让大量的资本回流还债，这在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当中已经看到，欧盟是中国第一大的出口国，前三个月对欧盟的出口是下降的，而中国是多少年来，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优势，当然从4月份的趋势我们看到经济下行的风险增加，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经济从客观上在转，客观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是我们过去成就带来的问题，不调整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未来看，宏观上看中国是不缺手段的，因为我们的货币还是做了预先的调整，由于供应量偏大，中央人民银行不断的提高准备进率，我们降了两次以后中国还有20%的法定准备金率，经济下行的时间货币政策是有很大余地的。如果让这个量里头重要的一块进行结构性理顺，用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或者刺激措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因为连续过去十来年都是比较热，所以宏观调控的措施下了大力气，政府对市场实行了很多管制，这种管制如果经济下行的时候松动这些管制。我个人看法，不认为中国的宏观面出现什么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在微观上。因为无论地区、行业、家庭、公司，在过去的高增长当中都有偏高的负债，去看看中国的电力行业，我们的铁路部门，整个系统的负债率都非常高。我们再看地方平台，平台的负债量也非常大。我们再看我们的公司，无论是国营公司还是民营公司，因为在通胀较高、增值利率甚至为负的情况下，都负债。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走势开始发生变化，债务势头有可能今年、明年会对我们的一些行业、一些地区、一些公司产生一些严重的挑战。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机会在什么地方呢？我注意到这组数据，中国2010年的城市化率是51.27%，就是100人当中51人进入了城镇。这两个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看世界平均的情况，世界平均情况是工业化指数26%，城镇化比率50%。也就是说相对于全球的工业化指数而言，城市化率高很多，将近高了1倍。我们再看发达国家的情况，所有中国主要贸易对手，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他们的城市化指数差不多都是工业化指数的4倍、3倍、2点几倍。在金砖五国当中，今天很高兴有巴西的外交官在此。巴西的城市化率也是工业化率的3.2倍，俄罗斯1.97倍，南非1.38倍，印度1.15倍，中国是最低的，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的马太小，拉不动工业化这部车，因为工业产品要经过物流、商业、服务才能变成最终消费品。中国的工业比例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工厂，或者说是世界的车间，我们是利用的世界的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我们利用世界的服务力量，把中国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场。这个架构支持了中国过去的繁荣。但是，当世界市场低迷、需求收缩、收紧，复苏步伐缓慢的时候，这个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带来了问题，当然也带来了机会，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相对发展不足。

　　我们还是缺足够的服务业、商业来引领中国的制造业。从这个角度看，是我们过去那个时代形成的特色，也是我们今后要抓住的机会。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机会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市场低迷，但是不意味着全球贸易就没有机会。我们去俄罗斯看，我们去印度看，中国制造的产品在那个市场还是偏少，所以中国有一个向发达国家以外的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要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也要通过把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的做法。我们去新疆看，中国的西部也有很大的潜在的消费能力。还有些国家基础设施都不够，铁路运量都不够，中国的货往那里运的运输能力也不够。可能需要中国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去投资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然后带动进口、贸易的中国制造品，中国在这里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第二个大的机会是对内，因为我们辛辛苦苦的一船一船的产品送到世界上去，我们最终还要服务于国内，造福于中国本国人民，这里头要调中国的收入结构，要扩大居民板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同时还非常重要，就是中国居民已经获得的收入当中，现在还有很大一块没有实现为市场，没有构成现实的购买力。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的商业、服务业、城市发展远远不足，因为到了今天的发展水平，工业品不能在街上就卖出去，工业要和服务结合起来变成最终消费。咖啡豆你能卖出去多少？你要卖布是卖不动的，要变成服装、变成品牌，变成个性的服务，制造和纺织业产品才能变成更好的需求，这方面夏华董事长会介绍他们的经验，我去广东他们的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任何一个行业、工业制造，如果脱离了和服务的结合，那是很难变成需求的。而服务结合还要有空间表达，需要一套政策支持，我们现有的政策、税收对商业服务业不堪重负，这个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当中调整过来。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不要误解，不是把老乡的地强行拿过来盖上豪宅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结构，让原来处在低收入当中的广大人口转成高收入，转的过程当中增加供给，也增加需求，这样来消化工业品，创造下一个经济时代发展速度。

　　概括起来讲，我今天讲的新的动力不是离开改革开放的动力，而是改革开放到今天必须要有新的举措，在推进对外、对内方面都要根据今天的情况，有更深入的改革和开放，我们才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机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