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2012年4月12日，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中欧校友私募基金协会主办的“第六届中欧校友私募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小组讨论：公司创投与企业风险投资的全球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现场。

　　Martin Haemmig：接下来是小组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有我，还有陈映岚、James Mawson、姜家齐、Max von Zedtwitz，实际上我们也经常在其他的世界经济论坛看到James的身影。

　　这一环节讨论的是所有东西的总结，

　　James Mawson：今天听了这么多，在请实践者来讲之前，大家觉得最关键可以带回家的心得是什么？企业创投对于一定规模的企业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不管是进入新的市场，还是更加清楚的意识到新型的业务对你的威胁。

　　陈映岚：对于中国的创新者来说，人民币升值是海外有更多的力量，比如百度(微博)，在海外一些机构，在海外买一些企业等等，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品牌创新，还有国内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心得，今天的心得是创新从外来看非常有意思，不仅从内部看创新，也可以从外部来看创新。

　　Max von Zedtwitz：中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今天也讲到中国做的创新，有些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比如不需要非得技术非常的强才能够做创新。可能中国最大的一个劣势就是缺乏多样性，如果在中国企业要想成功，尤其是企业创投要成功，应当多元化，这个和美国讲的多元化是不一样的，美国人一讲多元化，讲得是团队男女的数量一样，但这里讲的是创投的多样化。

　　Andrew Gaule：前面的发言者讲到的问题，创新最终是由客户驱动的，中国以及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能够在一些新的领域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在这些新的领域需要技术，需要创新，有一些是颠覆性的，那么就会有毁灭和再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增长机会，同时也是现有老的成熟企业要面临的挑战。其中一个方法，企业创投资本是一种方式。

　　姜家齐：中国短期，我们讲得政策法规的变化还很大，有一样事情中国的公司或者是中国的从业人员应该花更多的心思，怎么样在事先用公开的方式去谈一些问题，那么这是比较少的。中国有很多的产业协会，但是大部分的产业协会，政府的正面宣导的单位，真正有意义的做一些政策的辩论或者是政策的修正，所以我们尽量减少到政策的法规跟行规差距太大的时候，对企业长远的发展不利。很多从业人员不跟政府斗，尽量顺着他，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可以逃过去就算了，整个行业发展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短期的将来，还是看得见大部分的机会，中国长久的计划是希望在技术创新方面希有改变，但是这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这也是在法规行规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Martin Haemmig：大家讲了机会和挑战，问一下各位专家，如果在座哪位要做企业创投，或者是企业创投的项目，你们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James Mawson：是人。你可以制定一个战略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需要有什么样的财务回报、战略回报，要怎么发展公司长期的战略是怎么的。但是你要想在企业内部搞一个企业创投这么一个部门，或者是找一个VC公司做投资，需要公司内部找一个合适的人或者是招一个合适的人来做。今天讲到英特尔培训出这么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其实，同样在外部招一个人进来也是同样困难

　　陈映岚：我们说作为一个VC公司，一开始做VC LP，后来慢慢的开始收管理费等等，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慢慢开始了解情况。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说，不要急忙的跳进去，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就像James Mawson所说一样，要招人，然后慢慢的学习了解。如果直接跳进去问题会很大。

　　06年我们做起来的，那个时候相当于一个试点基金，基金当中的基金，做两家公司，08年做一个共同基金投资，后来的投资是08年-2010年之间做的，接下来就是直接投资了，总共是花5年的时间来学习才自己开始亲自做交易。

　　Martin Haemmig：我说中国企业一般说来都喜欢直接进入投资，这是中国企业做的，而西方国家是在最后一步做，所以对于中国企业压力非常大。但是我百分之百肯定，很多企业搞一个CFO或者是财务控制员，或者是搞工科的，然后给的钱之后让他们直接做直接投资交易，这些可能是最难做，这也是应该最后做的。

　　Max von Zedtwitz你觉得做企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Max von Zedtwitz：除了成本，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人。在中国，大家都急急忙忙想要跳进去做，但是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很好，我并不是说VC有更多的优势，但是VC有很多的经验。

　　Andrew Gaule：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一个是人，另外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知道，中国人有很多非常好的比喻，尤其是农业方面的东西来比喻，我们也有这样的比喻，我们的比喻就是企业的创投就好像是蜂窝里面的蜂王一样，整个组织大家都在忙碌，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都在做，我们需要派人做调查，了解最新的技术，但是去刺探的蜜蜂回到蜂窝，这么大的组织如何把这些信息传到蜂王这里呢？这就需要企业内部大家自己的沟通。怎么样让你的CEO，你的公司的蜂王可以了解你给他讲的东西，有了机会之后，把你的蜂窝组织调整，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做得是模拟技术，另外一个部门做得是数字技术。

　　姜家齐：我非常同意人才是最大的限制，特别是我们讲符合型的人才，他有多方面的知识，有多方面的见解，这在中国的教育里面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经济的体系里面，非公部分还是需要鼓励，刚刚Martin Haemmig问了，在发展国企，有没有可能采取开放式的创新，从技术的取得或者是投资到公司前期。刚刚那位先生说不太可能，的确是不可能，因为公务员做投资，他的第一条件就是不要犯错，所以市场的效率是比较差一点，非公的经济还是占相当大的分量，那么我们的创新体系是等于绑着一只脚跟人家跑步，这样是很吃亏的。

　　Martin Haemmig：下面请台下嘉宾提问，之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今天还没有讨论到的，但是对于企业创投是相关的问题，而且大家听众听了一天也应该知道的东西，现在大家可以想到什么，现在我们没有讲到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的。

　　James Mawson：有一点是稍微讲了一下，但是没有讲够，CEO的战略变革或者是CEO的替换，中国目前是一个问题，创始人要到IPO上市都是做这个企业的CEO，企业就是他的孩子一样。那么我不知道听众会是什么样的反映。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到，高层管理团队长期的人员变化，比如CFO，从外面招一个CTO，或者是创新官等等，这些都会改变企业的战略，也会影响企业做不做企业创投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欧洲非常常见，但是在中国不太常见。

　　Martin Haemmig：James Mawson讲的是在中国很少看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研发的头或者是CTO，他的重点都放在了内部的研发和创新上，在西方国家，现在一般企业CIO首席创新官，他考虑不仅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还需要考虑确保他们做的工作和企业大的战略，研发战略等是一致的，这些是远远超过CTO的工作。

　　大家有没有一些尖锐的问题要提问？

　　提问：这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不同意James的观点，就是中国的SOE和私营企业，说他们不愿意做企业创投，但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兴趣的，是愿意的，为什么过去没有做呢？因为这不是他们最关注的东西，不是他们的重点。而现在市场发生了变化，而且人也在发生变化，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收购某家公司，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我们必须要有能力管理这个公司，不是跑到一个咨询公司或者是投行帮你做，这不行，必须要有能力才可以。过去几年几十年，中国的企业，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能力，而现在发生变化了，新一代人，他们很年轻，雄心勃勃，有雄心壮志，而且也知道怎么跟你们这些人沟通。所以是有变化的，我不同意中国企业说害怕冒风险，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做生意不容易，但是很多的私营企业，很多的中国企业都成功了，所以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Martin Haemmig：我是觉得在座很多位都是80后吧，也许你说得很对，确实是要有一些人才能够有这一方面的专长，让他们有能力去做。

　　James Mawson：再来补充一下，有人可能想在中国做创业家，有些人想要承担风险，有些人是在国企里面工作，他们是要尽量避免风险。我们今天也是谈到很多的数字，比如中国是有多少个大学毕业生，3千5百万，还有说这些人他们怎么样成为优秀的人才，他们怎么能够在收入上面更高。当然也是会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是中国企业家非常强的特点，你要做得好，首先要非常的幸运，而且要能够抓住机会，要能够去承担风险。

　　而中国国内的企业家，也许就是跟移民到海外的华人冒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去看一下十年之前的情况，还有接下去2、3年，4、5年的状况，分析一下他们是不是更加愿意承担风险，他们的特点是不是要比移民到海外去的华人更加的接近，假如来看硅谷的话，那儿的创业家40%都是一些移民，来自于中国或者是印度，他们是承担了极高的风险，他们也是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勤奋的工作，他们放弃了很多，而且再移民到美国在硅谷创业的。而在中国分布曲线更加的广泛，就是说中国愿意冒险的跟不愿意冒险的人都是有的。再分析一下有多少中国人他们寻找着机会，而且他们也是运用自己的背景在全球谋求更好更多的机会。

　　Max von Zedtwitz：涉及到风险这一点，风险本来就是很难定义的，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定义风险，说在中国开车的人，中国司机就是一个风险承担者。还有看一下坐在教室里面的人，你们愿不愿意去挑战教授，可能在教室里面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不愿意跟教授提出不同意见的，所以风险到底是什么，类别类型是很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文化对于风险也是会有不同的定义。

　　涉及到创业部分，涉及到企业家，他们是不愿意承担过高的风险，什么样的风险，都是希望降到最低的限度，因为他们肯定想，风险越小，生意做得越好，对我更好。那如果说企业创投资本，也许可能是会有一个组合，会对多种风险进行组合。

　　提问：刚刚做的评论跟回应似乎不太一样，刚刚那位女士提到的是什么呢？她是说，为什么中国有很多的国有企业跟外国跨国公司行为模式不一样，不太有企业创投的模式。你们有一位发言人是讲，可能中国的大型国企他们是要去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们像是公务员式的，需要保有国有资产，就不希望损失失去国有资产，所以下面一位发表评论的女士就说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他们实际上是愿意去承担风险，其实我自己有中投的朋友，也有在上海很大的一家国企，叫做(国盛)，他们实际上也是愿意承担风险的，在集团里面，是成立了企业创投，也许还有一些情况是你们没有掌握。

　　姜家齐：我是认为政府的VC资金是去投资于其他的公司，这个是某种创新，确实是有很多的政府资金是投到VC资金里面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说老的国有企业，它们去收购一个还没有获得什么收入的公司，就像是开放的创新，像中国移动(微博)、中国联通(微博)，如果他们收购一个没有什么收入的小企业，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小企业还没有什么历史记录，这样的行动可能是很难得到批准的。VC在中国实际上已经被普遍接受了，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时尚，其实我倒是要说，有些地方政府他们去做VC投资是不应当做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某一个国企，然后是去买一个还没有获得收入的小公司，这个收购是很难做的。如果说有一些什么省政府、地方政府他们业余有政府的VC平台，他们会收购由自己朋友设立起来的小公司，那是有可能的。一般来说，国企的高管他们确实是不能够预见。

　　Andrew Gaule：我也可以说一些在欧洲的上市公司，还有一些私有企业。

　　陈映岚：这里的情况跟新加坡20年前的情况也是类似的，那个时候像是大马西是在做私有化，那个时候，我们在给新加坡一些公司做顾问，那个时候是有一些像是大马西这样的国有企业，有些人是先前的官员，有些是中间的管理层，还有下面的一些员工。确实在新加坡也是经历很多的演化，像是大马西是要跟政府政策剥离开来，并且它是建立了有公司治理独立的委员会，像是新加坡电信公司也是进行了改组。如果想想你们的情况，你们是非常幸运，我们只有400万人，没有什么土地，而中国是地广人博，而且充满了创新的点子，所以中国是有很多愿意接受挑战的人，所以有一些个国有企业或者是公务员也是要比新加坡人更加愿意承担风险。

　　提问：我们讲了，大的国企收购利润之间的小公司甚至没有获得收入的小公司，有些国企他们是有一些附属的公司，你们是如何来看这样的趋势，就是大型的国企还是会继续为他们的附属公司输送资源资金，像是西门子(微博)，它也有IT部门，IT服务，看起来全球都是有这种现象，这种趋势怎么样来看？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跟企业创投有什么关系？

　　Martin Haemmig：这个问题能不能由下面的一个小组来讨论。

　　提问：我们是要看外国的企业创投和国内的企业创投，因为你们也提到了现在在中国市场当中已经有像联想这样的公司，他们是做企业创投的。还有像是英特尔公司，他们也跨入到中国市场当中来了，那么这些公司他在中国市场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Martin Haemmig：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适合于下一节进行讨论的，下一节会有来自公司的代表。下面进行茶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