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第十届华人企业领袖(上海)峰会”于2012年5月10日-11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

　　以下为演讲实录：

　　余秋雨：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接到高教授的通知，那是无法拒绝的。大家都说我好像是文化人，但我的文化概念和《远见》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远见》虽然是杂志，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1997年我曾经被新加坡报业集团邀请参加一个讨论，同行的有三位，其中一个是高教授，一个是我，还有伟明教授，我们一起在新加坡畅想着21世纪即将来到的时候大中华地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时新加坡处于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它因为没有什么偏向，可以做文化畅想。在那个会议上我带着演讲稿，后来也出书了，很惊讶地发现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当时第一次见到他，他预言了中国经济的成就。像我这么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上海的人都无法想象他所预言的前景，后来这个前景后来被事实证明。

　　当时我跟哈佛大学教授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觉得他缺少论述文明的背景，比如：对中华文化缺少了解。高希均教授也在美国受教育，但他对中华文化比较了解。90年代准确地预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远见，这是远见，很早就看到了。我学高教授的思维方式，也开始有一点远见。最让我骄傲的是上一次到台北去，台北说媒体说：余教授，您在十年里预言了希腊的危机，您在十年前预言了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危机，怎么回事？我的回答是我学了高希均教授的远见。从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看这个国家的主打产业，一个人当时服务业的结构，再看他们的经济，这两者加在一起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经济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我甚至于在行走无疆里当时讲到这些都会成为贫困国家，他们说怎么判断的？就是这样判断。

　　由于按照这个思路，觉得今天的题目也具有远见。服务将会改变中国。此时此刻这个远见在哪里？就在于对于一般文化思维的突破。文化思维是怎么来的？一般文化思维会这么想，我们需要有一群启蒙者，这群启蒙者发出了很多重要的语言。大街小巷人们都抬头起来倾听地他，就像当时法国对伏尔泰一样，说整个法兰西都熟悉伏尔泰的话，然后根据他的话来慢慢改变，这里出现了很多小说家、文人等，不管是法国的现实，还是其他国家的现实，其实都否定了这个模式。这个启蒙大师在生前能够指点江山，我们没看到。中国变化如此之大，也没发现按照这个模式在走。所以很多文人很愤怒，觉得本来是他的，他怎么没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有一种愤怒。

　　几年前已经有过类似的口号：居住改变中国。我当时眼睛一亮，好像跟启蒙大师的语言不一样，正因为中国居住情况发生变化，使我们过去号称的无产阶级不存在了，因为居住让人们有了变成城市居民的自由，有了选择自己等级的自由，选择自己审美结构的自由，都有了，这时候你看，多少大师都做不到的事情，仅仅是因为居住，或者房地产就完成了一系列的人文目标。这一系列的人文目标如果从过去观念来看不知道有多少时间，但对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来说，有时候就像支点，找到支点以后把人文的状态翘起来了，找到的是经济、社会需求的支点，翘起来的是人文杠杆。现在关于服务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现在当下来改变中国，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和前面几位所说的角度不太一样。前面几位从服务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着怎么样能够站在人文的立场上提高我们企业的素质，还是说从服务和企业的关系来做。我想从更宏观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在服务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从经济意义上升到人文的意义就是把服务的意义上升到人文。就像前面讲的有一个支点来翘动地球一样的方法。就像房地产改变中国人文素质的情况一样，可能服务也翘动中国今后的人文走向。这不是说全部，只是一部分，可以翘动它。这就是远见，所以远见的名字真的是名不虚传，可以翘动。

　　比如，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日本近代以来其实没有多少启蒙主义大师，没有多少哲学家，没有大的思考者让日本都佩服，没有这样的人。他的社会结构改变有很多都靠服务。服务传递了一种所需要传递的信息。这个信息使整个社会的质量大幅度提高，用想象不到的方式来获得提高。我个人觉得对中国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来说服务能够转变中国很多的人文观念。因为这些人文观念，所以它所达到的效果是人物效果。

　　第一，重建公共空间。这是服务能够为人文所提供的第一个人文贡献：重建公共空间。大家知道公共空间是中国文化的巨大缺漏。我在北大讲课，北大问我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大缺漏，这个缺漏是民主吗、是法治吗？我说最主要的是没有公共空间。上次在台北也说过，对两个庭负责，对上朝廷，对下家庭，对朝廷是忠，对家庭是孝，忠孝两全。没有想到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一点中国文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太多的努力，也没有做过思考。

　　官员出去本来应该到公共空间，没想到前面树两个牌子：回避、肃静。结果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应该交给知识分子吧？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信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看一下官场、学界不在公共空间，结果公共空间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缺漏。我们现在知道大陆游客在世界各地都被爱恨交加地欢迎。爱的话主要是消费，恨的话主要是公德的行为。我比较熟悉这些人，说不定这些人还收养了孤儿，做了什么，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在公共空间的行为训练。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在公共空间意义上服务过，也不能改变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方式。这怎么办？这实际上是留给我们某种人文意义上的烂摊子。就是上上下下对空间缺少太多的了解。

　　文艺复兴的时候达芬奇在大街上，公共空间里做画画，大家评头品足，对建筑也评头品足，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没有发生，没有公共空间这个概念被大家能够接受。什么叫好的知识分子？就是敢于在公共空间拥有理性。问题是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认真地听。所以需要不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找到一个社会的需要，找到一个缺口，由于社会强烈需要，没想到公共空间的概念在普及。这个强烈的需要就是服务。因为当我们的经济模式和我们的商业模式大规模地走向服务，提高服务概念的时候，这个服务不是面对你的家里人，也不是面对你的官场、你的上司，都不是。这个概念本身发生在公共空间。所以借服务的船把人文学科当中最大的缺漏给弥补了。我们的企业行为、商业行为等服务意识大幅度提高，对人文学科上的公共意识弥补比多少论文都强，比多少教授的演讲都强，比多少启蒙主义者的呐喊和呼唤要强，实实在在地发生在需要的当口上，而且会逐步地提高质量。所以他会提高公共意识。会提高公德，会克服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只讲究朝廷和家庭，而不讲究两者之间空阔空间的老毛病。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我只是从人文学科上来讲。叫重建公共空间。

　　第二，服务可以重建礼仪规范。可以重新建设礼仪规范。这跟前面一个问题差不多。我们要用行动，用社会公共需要的行为来解决文化缺漏。礼仪规范就是一个。服务当中这么周到，这么细致，这么殷勤的服务体现。它是以行为的方式来出现，而不是以概念，它是以行为方式来出现，中国太需要以行为方式来出现的文化了，而不是以概念、教条来出现的文化。服务可以做到这一点，至少可以部分做到这一点。

　　不仅是孔子，孟子他们都已经想到，我们说得这么好，我们说得这么高，大家说君子，叫大家治国平天下，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谁听我们的？我们没有演讲大厅，按照现在来说我们没有传播渠道，他们那时候也没有报纸、没有电视，谁听他们的，听了以后又有多少人相信他们，所以孔子他们很厉害！在确立儒家学术的时候孔子定下了一整套的礼仪规范。这个礼仪规范都要做，必须做。你即使心中有孝顺，但有一个前提，必须每天要给爸爸、妈妈请安。这叫礼仪规范。爸爸昨天晚上睡好了没有？你昨天的咳嗽今天好一点了把？这好像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讲的人也并见得内心真的有孝心，如果你不讲的话，在亲朋好友里就被大家否定，所以你要讲。在当时有很多规定，除了家庭以外，还有什么亲戚来到了以后，对亲戚朋友怎么做。对老人怎么做，对孩子们怎么做，有一整套的行为规范。有一度中国叫礼仪之邦，这样的规范太多太多了！

　　这里有个好处是什么？可以让精神上并没有获得自觉的人在行动上已经跟上了。我们的服务大半都是这样。你对服务对象没有这么多的感情，没有这么多的熟悉，但行为规范跟上来了，这一点需要重建起来。说国学、传统文化、儒家学说都很好，关键是要像他们当时创建时候的构思学习。建立一整套半强迫性的礼仪规范。这个礼仪规范过去是靠行政命令来实行，现在可以靠服务来渗透。服务都是行为性、行动性的，这样就改变了中国礼仪规范的两个毛病：一，原来建立了，现在衰退了。二，原来建立的时候希望通过一方来推行，而现在通过社会实实在在需要的服务业来推行。这样的话重建礼仪规范都可以做到。日本就是这样，在服务业上推行了一整套的礼仪规范，让我们看到非常得体、非常礼貌的服务生，他们的内心怎么想不知道，但礼仪规范是外显部分，由于外显能够慢慢地改变内在的素在。外显和内在完全地和谐起来。服务业可以重建我们的礼仪规范。这个礼仪规范能够固定下来，形成选择，进行探讨，哪怕再细节也不要紧。一个人接受，9个人没接受，那也是没接受，这是不行的，所以规范像交通规则一样，必须要遵守，规范就像古代给爸爸、妈妈的态度，给孩子的态度一样，要在生活中体现。现在的服务对象是公共空间中的客户。不仅出现还需要推进、改革。这个行为规范本身就是文化，文化不能再这么空，文化不能再这么虚。要以行为规范的方式来变成实体，只有实体才能形成，只有实体才能流传，如果没有行为规范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行为方式，就是半强迫性的行为规范来的。

　　半强迫性过去是官场的半强迫性，现在是根据经济需要的半强迫性，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温和的、大家喜闻乐见的半强迫性。在这个半强迫性的过程当中中国由于服务又有可能成为礼仪之邦，主要是由于服务业的渗透。大家知道吗？最蛮横的人却没有办法对付殷勤的笑脸。人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当服务在九洲撒开的时候，文化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一，重建公共空间。二，重建间礼仪规范。三，重建终极价值。

　　礼仪规范可以言不由衷，礼仪规范有可能被强迫，但我们多么希望礼仪规范作为跳板能够真正地到达彼岸，让这个微笑是真诚的，让这个眼神是处于他真正正常的情感。其实我们在做飞机的时候也能看到，现在不管哪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服务员的笑脸、柔声柔气是具备的，但我们都可以判断真诚与否，他的眼睛躲散速度，笑容的真诚程度，都可以判断。像小时候去农村的时候，有人说留下吃饭把，从眼神可以看得出来是真挽留，还是假挽留。也就是说要出现一些真挽留，真挽留就产生了大矛盾，既然你说的是公共空间，那么你服务的对象是素昧平生的人。你已经用礼仪规范去面对了，按照低标准来说可以了，但是高标准发生问题，如果天天笑容是虚假的，你的言词是被迫的，你的周到是因为有公司的规定才发出，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被服务的人感到隔阂，连你自己也觉得是生命的分裂。因为我天天在做假事，是言不由衷，笑像机器人一样笑，动作像机器人一样地动作，有没有可能从文化伦理上真正地对公共空间里每一个被我服务的人真正地爱起来，真正地出现了对他们的关爱，真正出现了对他们的搭讪。这就牵扯到终极价值了。你积累财富，追求成功最后为了什么，人类有终极价值存在，一切都会变化。成功也是相对的，跟大的成功者比较起来你的成功并不重要，等等，追求终极价值的时候会发现一切空的时候个人是不重要的，名声是不重要的，这些都不重要。当世界还充满着不干净和不善良的时候，我一个人独善其身是做不到的，这是虚假的，所以就是佛教所说的要普渡众生。让大家一起来营造精神的净土。每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也都应该是你关爱的对象，是你的兄弟、是你的朋友。我们互相之间应该要用慈爱来交往。我们其实是一个生命体，你受了灾难我也感应到。当这样感觉来的时候，你从事服务业的时候会发现每天你都是在接受一种人文的沐浴。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极好的考验，真心地希望他成功、真心地愿意为他服务，愿意给他提供更多的方便，愿意使他得到愉快，这是现代服务业所做的事情。

　　我们有了充分终极价值的理由，就是真心地爱这个世界，我真心地爱所有被我服务的人，我爱心地爱这个公共空间，这个爱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因为离开这个公共的爱，其他都是虚幻飘渺的，其他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如果明白这一点以后，服务业服务的人文价值就上升到了最高的层次。就是终极价值的层次，重建精神价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服务业看成是一个自我修炼和提升社会品质的一个第一线。在服务业当中可以找到这个机会，提升自己的品质，也提升社会的品质。我认为觉得文化在服务业当中有可能找到自己新生的一条路，比如说服务业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错了，服务业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今天的好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都可能焕发出正面的人文价值。人文价值源源不断地出来，这样就可以努力地把它往这条路上走，我们要房子，服务业仅仅是个商业行为。我们要房子，在讨论服务业的时候把一个好题目做小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好题目，做小了，变成一个仅仅是操作性的，具体的，最后要用完全量化的东西来衡量服务业高效的东西，仅仅是这些，总让人感到某些遗憾，如果人文意义来说会更遗憾。

　　我趁这个机会给各个企业家、领袖们做这么一个呼吁，文化不能靠文化人来创建，文化界是比较落后的一个界。其他界都可以定性、定量分析，其他界不行。其他界有国际标准，文化界没有。其他界有专业和非专业区别，而文化界没有。它是比较落后的一群，它还在呼唤文化体制改革，比较慢。文化使命应该由走在社会前面的人来担当。你们在座各位是走在社会前面的人，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做什么的行业人，你们走在企业前面，所以你们就承担地文化使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