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蔡宗琦 申屠青南(微博)

　　“27年，一个人能有几个27年？”2011年11月，当经济学界将极具分量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四届奖项颁发给“价格双轨制”时，提出双轨制时年仅30岁、领奖时已近耳顺之年的华生无限感慨，“到我们这个年龄，领过的奖还是有一些的，但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我最看重的，因为它是国内第一个由学界广泛参与、自由提名、民主投票产生的奖项”。

　　从提出双轨制，离开学界被迫下海，到再次回归本行，华生的27年看似转了一个圈，但“学术情怀从未离开”，因为“我只是一个学者”。

　　“我其实是一个挺叛逆的人”，在常人眼里总是文质彬彬的华生表示，自己的命运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修养与平和是风浪打磨出来的。正因为身处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其实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设计过渡机制”。双轨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桥梁，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迈向市场化的枢纽制度，下一步是如何才能实现发行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

　　“批评总是容易的，但转型社会更需要的是可行和建设性的制度设计。”

　　莫干山时代：一战成名

　　“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华生至今珍藏着1985年4月的《中国青年》杂志，在那期刊物上，有一篇对华生的专访。

　　文章的标题是《到2000年我46岁》，从版式到插图，毫不掩饰属于那个年代的朝气。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莫干山会议气氛之激昂可见一斑。所谓旗分三色指的是莫干山会议上针对价格改革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案。

　　1984年9月，正值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前夜——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序幕已拉开，势不可挡。改革的好处开始显现，但改革的困难和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感受到，决策层正在酝酿和交换意见，准备一个月后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其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被邓小平认为是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莫干山会议选择在此时召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围绕金融体制改革、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等八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为首的正是迫在眉睫的价格改革问题，核心是如何让计划经济之下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稳步转向市场合理定价。

　　会上，青年学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解决方案，分为三派：调派、放派以及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等人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

　　由于观点完全不同，会上“板砖”与“鲜花”齐飞，甚至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当年刚过30岁的华生也不例外，“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他后来并不讳言，年轻气盛的自己“得罪了不少前辈和同仁。”

　　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激烈辩论，华生等人的方案脱颖而出，他们提出了放调结合、走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建议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的过渡，由华生执笔的报告也作为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上报中央。次年，在得到中央认可后，双轨制方案正式实施，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路径。

　　27年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价双轨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价格改革发挥了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作用”。

　　彼时，华生和他的同伴们都只是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

　　莫干山会议后荣誉接踵而至。华生受命参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的工作，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1986年，华生因“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一文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在这篇文章中，华生等人首次提出设立国资系统专管国有资产，但他们当时提出国资系统应该让政府成分淡出，不按行政区设立，废除任命制，竞聘企业经营者。上世纪90年代股市设立后，他又进而提出通过资本市场，让国资委的股权通过资本化方式得到社会化多元管理。

　　论文成稿后，华生又奔赴沈阳、重庆、南京、武汉等改革试点城市，组织、协助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和实验。他们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与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以及国资委的成立，都有着前后相承的理论关系。但让华生等人颇感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作为青年学者，当时的华生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股权分置改革：回归学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是启动股市改革攻坚战的时候了！”

　　随后几年，华生的命运悄然转弯。

　　由于双轨制在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提出双轨制的华生等人自然成为“大家集中批评的靶子”。1988年华生赴英留学，后应聘剑桥大学，逐渐远离了学术界。几年后，华生回国，却因“逾期未归”等理由被原单位除名，“被踢下海”。

　　下海初期，华生搞过养殖、卖过火锅、办过学校、开过书店，“不是被人骗了就是自己赔了”。下海后的七、八年中，华生基本告别了他最热爱的理论研究。他似乎被摔打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人，但其中的艰难沉浮，冷暖自知。对于这段历史，时至今日，华生在采访时仍数次躲过记者抛出的问题，说自己又没做成什么大企业，轻描淡写“不愿渲染”。

　　虽然未再潜心研究，但他清楚自己的心从未离开，他说自己“贼心不死”。

　　1996年初，中国股市已走熊三年，许多股票已跌到极点。春节过后，股市连连跳空高开，在宏观利好政策接连不断的刺激下，股市牛气冲天，从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证综指涨幅达124%，深成指涨幅更是达到346%，涨幅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种。年末，管理部门紧急出手，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希望就此拉住股市这头疯牛。

　　面对自己完全看不懂的中国股市，华生的学术好奇心蠢蠢欲动。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研究，他酝酿了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正面提出后来众所周知的股权分置改革问题。

　　1997年夏天，华生去看望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时顺手带上了这篇新作，刘国光读后颇为欣赏，便推荐给一本学术刊物，但对方仅发了一篇要文预告就惹来了麻烦。不得已，除了将A股市盈率高低取决于流通股含权系数大小的一段发表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外，华生只好化名“清风”将文章主要部分换了题目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文章发表后，没有在理论界或证券界引起任何反响。

　　而此时中国资本市场正在酝酿变化，各方有识之士对股权分置问题的争论日渐发酵。200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拉开了国有股市价减持的大幕。

　　办法公布之时，华生正在杭州出差，工作之余一边沿着西湖散步，一边构思“漫漫熊市的信号——国有股减持暂行办法评析”一文，他认为国有股市价减持动摇了原先流通股估值含权定价的基础，中国股市短期或有震荡，中长期必踏上漫漫熊途。文章写好后，他投稿给几家有影响的媒体，但均石沉大海。

　　2001年，为股改破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多部委联手召开讨论会议，首次会议并没有邀请华生出席。但一位看过他文章的领导说应该通知他来参会，华生借此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一线，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与中国证券报(微博)结缘，开始了多年的合作。

　　此后几年，股改艰难推进，进入2005年，股市陷入泥沼，各种救市措施失效，股指连续下挫跌破1200点，A股流通市值萎缩到1万亿元关口。

　　此时，包括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和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都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推进股改，可以说，股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05年2月，《中国证券报》刊出华生的“中国股市面临大变革”的万字长文，坚定地为股改鼓与呼。文章在2月2日头版通栏刊出，文章提出受股权分置伤害的已不仅仅是流通股股东，还包括国有资产与社保基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是启动股市改革攻坚战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说起股改，仍有不少人提到华生和他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与此前刘纪鹏(微博)、李青原、李振宁、林义相(微博)等一大批专家的鼓与呼一道，对推动市场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5年的4月29日，国务院决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随后的五一长假，华生因病住院，但他硬是吊着大绷带写下“市场转折的信号——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方案评析”一文，指出中国证券市场走到了与4年前国有股减持时相反的历史转折点，牛熊转换已经近在眼前。该文于5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头版通栏见报。

　　不久，随着股改推进，A股果然如旱地拔葱，用一场轰轰烈烈的牛市印证了华生的判断。

　　二次股改：重操旧业

　　“发审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因此需要整体规划，全面推进，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的枢纽是启动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环节”

　　亲历和见证轰轰烈烈的股改，让华生重新回到学界的视野。虽然他没有正式的身份，也不依附于任何一家研究机构，但骨子里，华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学者，他经常“自己给自己布置研究选题”，自掏腰包去田间地头或生产一线调研，从土地问题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在不同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2年，当中国资本市场再次走到变革关前，需要重新推出“二次股改”的时候，他又一次坐不住了。他认为管理层应该酝酿一场新的综合变革，“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市场变革的大文章，准备给过渡机制提供一些新思路”。

　　在他看来，2007年后股市泡沫破灭后，许多原本被股权分置掩盖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浮现。市场结构扭曲和投机炒作在创业板推出之后，更加凸显和尖锐；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的利益失衡升级。“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继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股市下一个也是更核心的制度变革即发行审批制度的整体性改革攻坚，已经不可避免”。

　　“前几天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不审行不行’，引发市场大讨论，这也是发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不审’是大势所趋，但从‘审’到‘不审’，需要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平稳过渡？这是从“审”到“不审”改革的关键”。

　　对于市场上对发行审核实行注册备案制的诸多建议，华生表示，如果一下放开审批，将是“拿门板夹病人”，改好了股市弊端却“夹死了病人”，可能会导致市场大幅波动，这是股民和管理层都不能接受的结果；如果只是技术性调整，不触及审核体制的核心，甚至使用行政手段抑制三高等市场扭曲等深层次的问题，则会积重难返，危害大矣。

　　这篇独家向中国证券报供稿的两万字长文分别于4月12日及4月16日刊出，华生“重操旧业”，为发行审批制度从审核制转向披露制设计了一整套制度设想。

　　“发审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因此需要整体规划，全面推进，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的枢纽是启动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环节”。

　　对于发行制度审批这一难题，华生建议，首先放开再融资发行，使再融资发行市场化，其次则是退市制度与资产重组政策的再设计，最后才是市场议论最多的新股发行审批制转为披露制。

　　对于最难改革的新股发行审批制度，华生认为其将“塑造市场的未来，也是审批制度的核心堡垒”，想要突破只能从多个方面攻坚，一是制订规划和全面修订上市标准，从审批制转为高门槛的披露制；二是建立基于信息披露和统一规则的追责制度；三是为上市公司及各类中介机构松绑、减负。

　　华生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实现股票发行从审批制向披露制的转变，“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构造脱胎换骨的改革，是一场意义不亚于一次股改即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制度变革，它对于改变中国股市的扭曲结构、夯实价值投资基础和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现在需要的是对规划和方案的论证以及政府的决心和判断”。

　　我是一个叛逆的人

　　“我只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人，大变革时代的许多机遇，不是努力就能碰上的”

　　“我骨子里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大家看到我现在比较绅士的一面，都是岁月的磨炼，‘成熟’这个词实际上包含了两面。”对于自己的“臭脾气”，华生并不否认，只是从小黑五类的自卑到经商的颠沛，让他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

　　坐在记者面前的华生温文尔雅，早已不是在莫干山上挂牌论战时得理不饶人的年轻人。在经历文革、下乡、恢复高考、考研进京、出国留学任教、回国下海，做企业赔钱、赚钱后，重新以学者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华生看起来谦逊平和了许多，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多是“谦和儒雅”。

　　谈到所谓的功成名就，华生也不再锋芒毕露，“我只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人，大变革时代的许多机遇，不是努力就能碰上的”。

　　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依然会露出自己锋利的一面。

　　一次公开论坛上，多位嘉宾发言后匆匆离席，华生当场颇不留情面地直言，“既然是论坛，就应该有对话有交锋，讲完话就走哪有一点学术讨论的精神？这是时代的退步和悲哀。”

　　还有一次论坛，一位媒体人士建议新股发行应马上转为注册备案制，话音刚落，原本并未准备发言的华生当即举手要来话筒开始辩论，你来我往的一场激烈辩论让这场论坛“加场”三十分钟，主持人甚至放下话筒围观争论，令在场观众多次抚掌大赞。

　　这就是华生，对待生活，可以淡然处之；但对待学术问题，依然像孩子一般地较真。

　　在华生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学者。“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作为数家企业的掌门人，华生办公室上下数层均是其掌舵公司的办公地，但他羞愧地表示，一年都难得去其他楼层几次，跟自己一起创业的同学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其实我的主业是做研究，副业才是经商和办学”，“我还是想回以前的研究单位上班”。

　　提及过去种种，华生说自己回忆但不留恋八十年代。“老怀念中世纪也没有必要，虽然现在做研究世俗的氛围浓了，诱惑更多了，但能否潜心和独立地做研究依然取决于自己的心境是否安宁”。

　　1985年华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采访时，曾经表示，自己一直记着拉法格回忆恩格斯时讲的一句话：这个七十岁的老人，还有一颗童稚的心。

　　“这是我所追求的，人可以遭遇很多事情，但是没必要变得沧桑，善意地去看待这个世界，可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也仍然可以像80年代一样有朝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27年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价双轨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价格改革发挥了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作用”。

　　华生履历

　　华生，1953年生。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现任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

　　1984年9月在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参与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

　　1985年，以华生为首的研究团队创造性地提出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建立国资管理体系，竞聘企业经理人，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向国务院专题汇报后，在全国组织了试点，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1998年2月，华生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

　　2005年，中央决策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并取得成功。他多次在股市的顶部或底部发出市场转折的信号，被广泛认为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2008年，华生与合作伙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再次发表长文，认为中国下一个30年的制度变革已经从经济改革逐步转变到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实施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行动计划成为从经济改革向社会改革转变的中心环节。

　　近年，华生主要从事土地房产、收入分配和社会转型等领域的研究。

　　华生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2011年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并著有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英文专著和《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等书。

　　“不审行不行”，是发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不审”是大势所趋，但从“审”到“不审”，需要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平稳过渡？这是从“审”到“不审”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