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于2012年3月17-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上图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应对长期衰退风险”论坛。(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于2012年3月17日-19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以下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应对长期衰退风险”论坛实录：

　　主题：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

　　时间：2012年3月17日

　　地点：钓鱼台国宾馆

　　卢迈：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年会将于明天正式开幕，按照惯例，我们今天举行峰会讨论，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我们把按照以往惯例所区分的学术峰会和企业峰会合并成一个经济峰会，这样做的原因是使我们的论坛讨论可以更加丰富、活跃，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能够相互碰撞，更好的体现论坛要倾听世界声音、探索中国道路这样一个宗旨。我们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应对长期衰退风险，这一节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至今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每当我们为一些复苏迹象而欣喜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坏消息接踵而至。当前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动荡还在持续，我们这一节很希望能够听到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分析。第一，世界经济的前景究竟是怎么样，会不会陷入长期衰退。第二，从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少结构改革和宏观管理的措施，其效果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第三，世界各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共同应对可能的长期衰退的风险，本节我们有六位非常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先生，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先生，斯坦福大学、迈克尔·博斯金先生，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史丹利公司非洲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先生，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先生，英国论坛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急切想听到他们对于形势和政策的说法。下面以热烈掌声欢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刘鹤先生讲话。

　　刘鹤：尊敬的卢迈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所有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嘉宾和媒体业的朋友们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这次峰会共设立了15个专题，将有80多位企业家、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所以我们认为这将是一次充分的交流、集思广益难得的机会。下面根据会议这个单元的主题，就两个问题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我所在的机构。

　　我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过去发展取得一些成绩的主要原因，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所以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未来的一部分。下面我先就一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

　　大家都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了社会生产发展力水平总体跃升，最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经验，所以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做法都极为关注。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国际和国内学者对此也做过不少研究，在诸多的解释中，我认为有几个因素可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点，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发生于十年所谓的文化革命之后，对文化革命负面作用的反思和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正是因为发生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也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边缘，使得中国坚定的放弃了政治路线，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的选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二点，从时代的背景来看，中国坚定不移推行对外开放，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后，这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国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在劳动力资源丰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希望艰苦奋斗改善自己生活的强烈要求下，中国经济获得的稀缺资本和当时适宜的先进技术，迅速的融入了世界经济分工体系，获得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且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

　　第三点，从激励制度的安排来看，中国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着作，虽然我们在改革初期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着广泛的辩论，但实际上改革的成功试点恰恰遵循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这在中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护相对的产权，承认和激励人的物质利益动机，由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推动公平竞争和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四是正确发挥政府应当发挥的作用。在中国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和市场的关系是互补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的互补形势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总得来看中央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引导结构变化方向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注入大量精力，由此形成了地方经济的竞争对国民发展也提到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需要一分为二的，需要客观认识的。

　　五是我们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在保持社会政治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中国的改革始终注意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基层积极性的有机结合，改革总体有序可控，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休克疗法。

　　以上几条并不是理论的概括，而在实践中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注意到，有些学者根据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把中国经济成功归纳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也容易产生误导。

　　在我以上描述当中，我们很难看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子，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确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实现，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大的趋势。总的来看，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转型，国民经济将由出口导向制造业为主和粗放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消费为主服务业份额上升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模式转化，我们称之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前30年出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将会出现很多新的特点，而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认为有可能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平稳的过渡。

　　首先是工业化将出现新的特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市场的条件出现了明显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加快。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受到土地、水、能源、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也越来越强烈，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和弹性都在加大。展望未来，中国工业化的主要特点可能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可能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将有较大的提升，在制造业内部将出现生产适度集中和专业分工深化为特征的供应链结构的调整，基于知识技能积累和劳动率生产提高方式将逐步发挥重要作用。绿色低碳的增长模式将受到鼓励，新兴产业将加快发展。

　　城市化的趋势仍然将是未来重要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到2011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8亿人左右，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率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推测，到2020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可能达到60%左右。到2030年有可能达到65%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将释放出巨大投资消费需求潜力，同时城市化的格局形态将出现新的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将会形成若干新的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的经济分工和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也将十分明显，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中独生子女比重的上升，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将大幅度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将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扩大全球稀缺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将继续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国际化的内容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认为最主要的线索是国际收支将逐步走向基本平衡，而这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决策变化相互适应。一方面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出口大国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中国将根据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实现从出口引资大国向市场进口大国和投资大国的决策转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将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复苏做出重要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改革应当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所谓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坚持保护产权、坚持鼓励竞争、坚持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坚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谓问题导向，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和有先后顺序的解决一些突出的体制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财税、金融、价格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稳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序的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使经济转型顺利推进。

　　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信息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加快转型。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有可能通过技术垄断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信息化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女士们、先生们，毫无疑问在中国这个巨大规模经济体转型过程中，我们毫无疑问的会遇到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风险、困难和挑战，但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大趋势将为中国和世界创造出巨大的需求潜力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会发生变化，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着信心。

　　最后再次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卢迈：感谢刘鹤书记，我听到了中国过去的成功不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将坚持价值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方式来继续推进改革。谢谢刘鹤书记。下面让我们请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博士讲话。

　　马建堂：尊敬的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对中国经济谈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家主动的调控和一些深层因素共同的影响，中国经济从去年以来逐渐在减速，今年1月份和2月份也基本上延续了这样一个趋势。在这样大背景下，大家在议论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吗？我想谈一点看法，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推动中国经过几十年较快发展、较快成长基本因素总体还没有变，第二句话，但是制约中国经济较快成长的限制因素在增加，第三句话，所以中国经济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进程，下面我用一些数据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三句话。

　　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基本因素是什么？我的认识是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先看看中国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保持了一个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每年提高0.83个百分点，尽管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便于比较，我选取了2010年主要国家城市化率的数据，2010年我们国家还不到50%，但是发达国家都在66%以上，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仍然有很大空间。

　　城镇化是什么，将极大改变中国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先从消费方式上看，在农村的居民如果转移到县城，如果再转移到县级市，如果再转移到地级以上的城市，人均消费型支出增长很快，换句话来讲，城镇化率将包含着提供着强大的需求力量。经济体如果有强大的需求拉动，这个经济能不增长吗？城镇化率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一定会较快增长。这是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率和它相对应历年基础设施投入的增长率。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从空间上讲就是城镇化，从行业上讲，它就是工业化，非农产业化。中国这个过程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国家统计局和人民大学一些专家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也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所以我不是在这里正式发布数据，所以也不要说我这个数准还是不准，这是内部的研究报告，不是法定的数据。内部的研究报告讲2010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数60%还不到，中国的信息工业化进程指数35%，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近二十年，近十年，中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很快，致使中国二三产业比例没有想像三产比例那样高？我认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工业仍然发展很快，同时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当大的比重是为世界市场服务的，所以不能简单的把中国工业结构三产结构的比例套用国际上的水平。

　　这个图是东中西制造业占的比重，最上面是西部地区，在制造业投资中占的比重是不断增加，从06年以来。中间是中部地区，它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中占的比重也是不断增长，东部地区制造业投资比重是不断下来的。为什么？因为中部西部工业化进程相对东部来讲阶段更低，它的工业化需求更加强烈，所以它就孕育着比较强的投资需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需求。市场化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方方面面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一定会更加激发活力，一定会更加提高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

　　这是加拿大的一个研究所关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变化，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是在逐步提高的，所以改革就一定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体制完善的活力。

　　国际化，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利用两种资源也一定为中国发展提供助力，当然我们不能一方面享受国际化好处，不去分享国际化经济波动带来的难处，它也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短期波动的影响。

　　第二句话，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优势有所弱化，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高速成长，较快增长面临的约束在增强。首先是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资源在弱势，中国人口红利在减少。这个图说明了中国的老龄人口在不断的提高，说明了中国少儿比例占人口比重在下降。上面是老龄人口占的比重，下面是少儿小孩占的比重，中间是劳动力资源人口，2011年第一次中国劳动力资源占中国总人口比重出现了下降。我这里讲的比重不是总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认真研究的变化。这个图是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一百个劳动适龄人口所抚养的老年人，2011年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一百个就业人口或者是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老人20个，而且这个比重在比较快速的增长。这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图，这一阶段是中国占有很大比重阶段的年龄人口，30岁到50岁，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就进入了老龄人口，所以中国老龄化将会进一步加快。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在减少，需要负担的老龄人口在增加，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影响。

　　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背后是对能源资源强大的消耗，2011年中国经济所消耗的标准煤35亿吨，翻一翻是70亿吨标准煤。和世界相比，我们国家人均占有资源量是少的，能源消耗是大的，这是世界主要国家能源资源利用的效率。污染防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污染物排放还是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增长很快。所以无论从资源环境的角度看，从资源环境的供给角度来看，中国高速成长面临的约束在增强。怎么办？只有一条路，进一步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谢谢大家。

　　卢迈：谢谢马局长，他说话总是用数据里讲的。接下来有请迈克尔·博斯金教授做演讲。

　　迈克尔·博斯金：早上好，每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都是非常荣幸能够见到研究基金会和其他一些同事，同时能够在这样一个听众前面来做演讲，所以我会尽量的加快我的速度，使我们的日程能够保证。

　　首先我们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遇到很多的风险，很多国家财政赤字问题、能源方面问题，所以我们在中长短期都有一些挑战。跟日本现在的局势相同，我们在长期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滞胀。

　　另外，我们看到有很多央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很多都是短期的措施，新兴市场在通货膨胀方面非常高，对人民生活水平也是造成了一定影响。在经济方面有一些挑战，在政策这方面在接下来很长消费周期里，我们认为现在高的赤字水平可能对现在是对的，但是未来如果把债务水平降低，可能就是要调整税收水平。对于未来政策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对于未来税收要增加，投资减少。另外，大部分消费支出都是对未来税后人均保有可支配收入的量，所以情况不是非常乐观。所以我首先来讲一下美国、欧洲，然后再讲一下中国。

　　我们08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为止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而且美国现在还是在金融方面遇到很多挑战，中国也是如此。欧元区又重新进入了衰退，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衰退会不会在短期内传导到全世界呢？我们看到衰退进入是非常快，但是从衰退到复苏从08年到现在非常缓慢。

　　再看看几年前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增长比较慢，这是原来的常态，但是在危机之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会陷入衰退或者是停滞状态，所以我们认为有一个新的常态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各国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或者是救经济的刺激措施，有些措施现在已经用尽。

　　再来看一下全世界各个国家人民包括中国的人民，情况会多快的来改善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在欧洲也有这样的争辩，在福利方面应该怎样消减开支，另外短期财政赤字方面应该保持高赤字水平还是短期来修复政府资产负债表来降低赤字水平。全世界的增长都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衰退，所以经济增长比较慢，但是发展中经济则是发展相对较好。但是尽管如此，比如在一些金砖国家也看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下降。另外在短期还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风险，比如一些央行要减少或者是取消宽松政策，对于一些地区年龄层级的人来说失业率水平还是非常高，大概在10%—20%。另外在美国由于有这样的危机，也导致很多政策方面的争辩。有人认为美国宏观的措施是有效的，但是我认为当时有些措施一方面是有效的，有一方面措施是缺乏效率的，成本太高。

　　在财税整顿方面，有很多证据表明财税整顿措施对很多政府来说很难做，但是在成本节省方面会带来一些更长期的收益。有些人说财税整顿，欧洲央行来说本身也是有扩张性的要求，现在要考虑到美国和欧洲整个环境都在进行财税整顿的过程，所以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把握好，要保证不会给整个政治体系会带来风险。

　　对欧洲银行危机方面的看法，现在美国银行向欧洲放贷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欧洲银行的问题更大，他们的压力测试条件设定过于宽松。他们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欧洲央行最终会不会成为最后借款人的能力，他有没有能力来做最后的借款人。在过去长期利利率的时代，让那些借款者可以有很长的时间非常宽松的信贷环境进行借贷，银行也获得了大量利润，但是长期来看通过扩张性的政策能不能带来有效的可持续的银行发展环境呢，同时欧元也面临持续的压力。对于希腊来说，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选择，就是最后不得不退出欧元区，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欧元贷款逃离欧洲银行的情况，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欧洲希望在财政方面达到更多协议，变得更加可实行。哪怕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喜忧参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风险是持续存在。我只想举出几点，首先是预算赤字的情况，还有通胀和增长之间的此消彼涨关系的处理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债务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情况之下，如何走出衰退实现复苏是很大的问题，还有各个国家税收转移支付的体系，这个过程当中包括美国在内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革，实际主要取决于两个，一个是人口抚养率，还有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人口变化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够导致这样的局面，就是受益人太多，另一方面就要导致税收大幅度增加，这样就会抑制消费，抑制整个的支出。

　　现在有大量的争论说现在全球金融减计整体规模应该多大，包括欧洲和美国主权债务减计在一起有多少，在这个过程当中银行需要有效计算，然后进行资本再注入，以一个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资产减计，这样可以避免恐慌的发生，这样可以避免主要的风险，就是出现再次二次探底的风险。

　　刚才我谈到的主要经济体现在出现了一些下行风险，有些问题可能不太容易解决。大家艰难走过这个过程当中，至少有一个可控的方式可以避免最坏事情发生。

　　总的来说我是比较审慎的乐观，尤其谈到我们如何从长期衰退中进行复苏是比较有信心的。谢谢。

　　卢迈：有可能发生二次探底，但是迈克尔·博斯金教授还是持比较乐观态度。下面有请罗奇先生讲话。

　　史蒂芬·罗奇：谢谢卢秘书长，非常高兴能够回来，这是我第12次参加中国高层论坛了，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大家，从高峰论坛创始伊始就一直加入。

　　我想谈主题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全球的前景，这对中国的相关性也很大。温家宝总理大概在五年之前做了一个很中肯的结论，说中国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平衡的，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全球和中国一样需要更好的平衡，来避免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局面的出现。我们是生活在随时可能发生危机的时代，列出去了过去30年间发生的11场危机，但是过去的危机如果仔细看的话，基本都是由失衡造成的，不管是由监管政策，或者在很多情况之下是在所谓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下也发生失衡的危机。在这样一个失衡体系之下，就会出现经常账户总体赤字和盈余的过程。现在可以看看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情况，之前只有1%不到，但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出现了飙升情况，大概就稳定在全球总体GDP4%左右，所以我们的预期未来五年大概全球总的经常账户失衡，也就是说顺差和逆差加在一起大概是4%的水平。

　　全球现在基本上还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当然在这样一个图景之下，最大的一块就是美国的经济，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者他们本身也是有大量入不敷出，同时还有失衡的局面。我看到了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今天已经占到美国GDP的71%，过去是65%的水平。它并不是因为实际收入的增长而支撑，由于过去两个泡沫提供的流动性所造成的。其实美国消费者也是挺聪明的，过去他曾经有过减少消费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国总体消费支出变化情况，也就是说全球整体供需局面，美国消费者在过去16个季度平均消费增长率只有0.5%，当然我没有时间来谈欧元问题，但是对欧元区也没有好说的，所以我就跳过了。

　　来看看日本，日本提供了一本《发达世界》的教科书，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泡沫破灭情况。日本的债务GDP比重达到了严重失衡，超过了200%，现在还在不断增加，所以提醒我们在发达国家风险很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不可挽回的局面。

　　来看看亚洲，就像五年之前温家宝总理对中国经济提出的警醒，他说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的，实际上他这句话形容危机是恰如其分的。所以，对中国来说，认识到增长当中不可持续的成分给中国带来什么呢？大家都谈到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主要取决于外部需求，主要是发达世界的需求，因此仅仅是这样一种依存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不能够让中国达成历史性的增长趋势，中国必须从依靠外需的推动更多转向内需的推动。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执行实施经济的举办。十二个五年计划内容包括社会保障、工资以及其他方面内容都清楚表明了这样目标，但是在实施方面步骤还是比较慢的，十二个五年计划颁布一年我们希望看到一些进展。

　　中国会不会有所谓硬着陆的说法呢？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今天也会有一些人员会谈到，可能他们会悲观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错的。

　　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美国现在这些政客往往又出现新一轮指责中国的浪潮，谈到自己失业率问题的时候，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现在是一个发展困难的时间，我们要和中国谈很多问题，但是美国也需要自身去解决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看看我们自身储蓄率不足的问题，尤其在巨大经常账户以及贸易赤字的情况。之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美国和中国是有一个贸易赤字，但是它也和全球另外87个国家同样有贸易赤字存在，因为我们存钱存的不够，我们并不能指责中国在这方面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所以我这边谈到的是全球再平衡的问题。

　　世界现在变得越来越失衡了，尤其是过去三十年。在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是这样。全球消费的70%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但是它不会继续增长。对于中国依靠外需的增长对中国来说是要警醒的时候了，现在要做再平衡的工作了。这就是我主要的信息，谢谢。

　　卢迈：为了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罗奇先生批评了美国方面，也批评了中国方面，我们看看哪边会更多的采取行动。他越过了欧洲，因为他要把这个留给下面的两位演讲人，让我们欢迎尼古拉斯·斯特恩先生发言，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之前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尼古拉斯·斯特恩：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回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感谢卢秘书长和您的同事来组织这样一个盛会。

　　我采取的是中期的观点，主要看未来十到二十年的前景分析。全球经济我认为现在面临三个主要挑战，第一是宏观的脆弱性的问题，第二是全球分工剧变的问题，比如对中国来说，它在信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方面将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些支柱产业已经在十二个五年计划当中被提到，七个支柱产业每年能够帮助中国增加两万亿的工业产出，这样一些产业全球社会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会带来多大的转变影响。第三，我认为未来十到二十年，我们就会看到全球经济更加缓慢增长的趋势，我们必须要把三个挑战共同来应对。

　　中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金融危机来到之前，它的财政情况就非常好，所以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就有充分能力来使用财政资源。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实施了大量财政刺激计划，让它真正奏效，也就是说当我们对危机进行强有力挑战的时候，实际对未来增长也坚定了基础。

　　另外一个中国给我们的启示，中国90年代财政改革现在也支持着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过程，因为通过财政的调整税级也会发生变化，而税级发生变化之前要对整个财政体系进行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背后财政体系更多增值税的改革，使得中国有这样一个财政实力来应对，包括应对英特网的泡沫，还有两三年前金融危机的时候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所以我相信有必要再次审视中国财政改革的问题，就像1993年，也就是二十年前大连会议的时候，那时候谈的是增值税改革问题，这次主要谈的是自然资源污染以及房产税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讲低碳的经济，在讲这个的时候必须要有非常强的公共财政来支持非常长期的、非常可靠的投资，使得公司部门也能够投资。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决心，如果大家看一下中国的减排政策，可以看到非常大的扩张，而且这样的雄心也能够实现。如果我们合理来实现温度下降两度目标的话，必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低碳的经济在这一块发展也是有一些信号或者是趋势，比如说支持电网和长期资本市场信息的提供，所以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目前已经推出，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强有力、一个可信的方式来推进这些措施，来推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在朝着正确的道路迈进，比如加快可再生能源低碳经济的发展，这个可能引领一个新的工业革命，这个新的工业革命好消息是已经开始了。太阳能资本成本或者是支出成本已经在下降，从原来大概每瓦三千美元，这是55年的水平，到了去年每瓦两美元，现在已经降到了一美元及美分的水平，所以太阳能发展并不是很抽象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另外是一些新汽车的排放标准，包括美国加拿大的比较，还有欧洲一些车，还有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在电力汽车方面能效各个指标，中国能耗的减少是特别快的，这是90年代的情况，但是之后的发展就有点趋缓，所以在能效提高方面中国又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世界也会如此。

　　刚才讲到工业革命发生水平有多搞，另外我也讲到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强的政策应对，另外还要有很多的钱，财政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讲的规模可能是每年两到三万亿美元，这是全球的水平，这些钱怎么拿来呢？大家当然不会认为这个钱会来自火星或者是外星，我们必须自己要拿出这些钱，所以要有国内环境资源配套效率的提高，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些工作。另外通过经济复苏增加产出，同时更好促进全球流通的流动，所以这几个宏观趋势或者是流向都应该得到促进。另外这些钱也会来自于私营部门，对于新的融资渠道或者是融资机制能够来补充私营部门资金的话，我们就能够很有效降低或者是防御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所以使公私两个部门合作就能够带来变化。这个变化中国也正在起到表率的作用，我们在这一块还是需要呼吁更强的公共部门政策的应对和配套，才能够应对我刚才来到的这些挑战。

　　谢谢。

　　卢迈：谢谢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他是研究气侯变化的专家，一箭双雕，既可以解决能源效率提高，防止气侯变暖，同时又能够刺激经济复苏，所以他把这两个紧密结合起来了。

　　马丁·沃尔夫：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实际上是第二次参加，也希望基金会以后继续邀请我参加。其他代表讲到的都是非常振奋或者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没有讲到欧洲，我想讲一下欧洲的经济，欧洲经济里做的最成功或者是唯一成功的是德国，我想跟大家解释的是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目前是处于受遏制的衰退，就意味着非常低水平的经济增长，这是07年8月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扩张，另外各个国家都出台了非常强有力的刺激措施。另外，对于金融体系不管是明说还是暗说非常强的支持，还有传统认为比较安全的资产来说非常低的收益率水平，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指向了受抑制的衰退。这张图跟大家介绍了在六大发达经济体从危机爆发到现在给他们造成影响水平有多严重。从08年年初开始，有三个国家意大利、英国和日本基本是完全停滞不前，远远低于最初的经济水平。另外有一些预计也说他们这三个国家会遇到更严峻的形势，意大利、西班牙和欧元区他们的经济增长非常低速，英国是稍微好一点，当然这是在之前四年非常低的水平上的提升，另外日本也是增长非常的慢，这是130多年来英国非常低的利率水平，大概只有0.5。另外在赤字方面也有一个爆炸性的增长，特别在日本、在英国赤字水平上，可能在8到9年的时间里翻一番，日本水平非常令人堪忧，刚才讲的利率，实际利率水平大家也知道，另外我们还有三个非常健康的利率水平的时期，一直是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之后我们是进入了房产繁荣，之后又由于利率水平的下降，降到了几乎是零的水平，最后导致了房产危机的爆发。 这些利率水平低的国家的人他们基本上以没有成本的方式来借贷，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基本在2%的水平之下。这主要是因为由于信心的缺失而导致的。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糟糕的境地中呢？有一个世纪杠杆化的进程，另外一些泡沫的激烈，包括房产行业，这些泡沫最后在内部爆炸了，所以导致了危机。另外在货币联盟或者是欧元区里财政跟货币政策不统一造成的趋势终于爆发了。

　　在危机前，我们看到债务占GDP水平是150%的水平在不断增长，两个行业在欧洲，金融行业在欧洲资产负债表增加了六倍，现在在不断的收缩。另外家庭部门跟房地产行业泡沫是相关的，现在在十年中也是增长的非常快，现在也在去杠杆化。这个是先发生，然后是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去杠杆化或者是去债务水平。

　　这是经常账户的情况，我认为有两个吸收资本的区域，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欧元区周边国家。而这些周边国家外围国家遇到了很多危机，他们经常账户赤字也是成为了先行指数，跟欧元区一样，西班牙、葡萄牙原来都净资本吸收国，现在都已经是在内部出现了危机。刚才讲到这些金融危机的国家他们都是有结构性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没有债务水平的话，能够来帮助推动去杠杆化的水平，但是现在私营部门也是在做去杠杆化，这需要有非常大的调整，包括盈余国家，中国是我们看到唯一在这方面了解情况的盈余国家，日本也是了解情况，德国似乎完全不了解我刚才讲的这些观点，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金融行业的不平衡，不平衡指的是收入和指出占GDP的水平，金融行业是黄颜色，家庭行业是紫色，外资行业是红色，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大的改变，在家庭，在财政，在政府部门的盈余状况都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财政部门我们希望没有7.5%这样快的增长速度，另外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也是非常类似，都是同样的变化。在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不会重新出现。另外私营部门的去杠杆化会先发生，之后会有长期的公共部门的去杠杆化，而且这个进程可能会出现危机，比如说会受到通胀的影响，而导致出现反复。另外对于高收入的国家，他们目前遇到非常多的挑战，而且对于那些国家来说他们需要把自己的经济从疲软的状态拉出来。

　　谢谢。

　　卢迈：防止全球大衰退需要全球大调整，我们可以有点时间问问题，5分钟，首先请迈克尔·博斯金教授做一个回应。

　　尼古拉斯·斯特恩：我用新行长的话来说，一般来说我不会把60亿人口国家同质化来看，德国做的比较好，主要是因为其他这些国家做的非常差，然后德国能够有很好来回收他的货币进行投资的能力。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他们做了非常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说有一些国家从80年代非常快的增长到现在做了债务水平的调整，另外加拿大也是有同样的做法，做的非常好，所以我们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保持现状。有一些国家民主和高税收水平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我同意在短期不应该同时实施一些紧缩策略。

　　史蒂芬·罗奇：我也想回应一下马丁对我毫无疑问的攻击，在美国大概有3亿消费人口，如果把储蓄水平降下来，消费水平增加到5%的水平，我们认为对于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是我们如果不来储蓄的话是完全不可能来恢复增长的。

　　：看来美国似乎能够比欧洲在复苏方面做的好一些，因为他可能更好的了解了财政扩张的重要性。我想补充一点，大部分扩张都基本得到了稳定，我们大家都同意在美国刺激政策水平是非常大的，相比其他所有这些国家的总和。

　　提问：我对罗奇先生有一个问题。罗奇十年前就提到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一个非常大的调整，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好象证明了他说的是对的，另一方面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经济的不平衡是不是因为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变得成熟度大了，比如中国对美国出口非常大，有很多外汇，外汇的运作再在美国国库券市场的投资。尽管不平衡，但是不平衡的程度还是有一个程度，正是因为这个程度大小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速度，所以想把这个问题问给罗奇先生。

　　史蒂芬·罗奇：全球化有一些内在特征，那些内在特征可能带来结构性的挑战，在美国创新方面一直引领，但是在就业创造方面一直是落后的，苹果最大就业创造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如何在这个等式中成立呢。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大概有30%到40%的支出是私营消费，这样一个不平衡的情况不应该得到持续，这可能是全球化一部分的原因，但是结构性的不平衡就是中国经济自己结构不平衡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也是“十二五”规划要解决的问题，我听取了你的这个观点，就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对于这些可持续的不平衡来做一些结构性调整。

　　提问：我想问沃尔夫先生，我同意财政刺激是需要的，来保证经济不进入衰退，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在减少或者在进行去杠杆化的进程。在欧元区以及在英国经济增长还是非常慢的，不管明年在美国奥巴马继续当选还是共和党来执政，这样一种转移支付可能会减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会减少经济刺激，另外公共部门去杠杆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要，所以我想问一下对于美国未来的趋势您怎么来看，就是公共部门如何做去杠杆化进程，什么时候来做，另外您觉得这个进程会不会对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谢谢。

　　马丁·沃尔夫：我们是这样一个情况，私营部门会进行去杠杆化公共部门以及外国部门会来做调整，前提是财政赤字水平应该是比较低的，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要有一个比较稳健的财政状况。另外，在外部进行调整，在私营部门如果能够进入到他认为比较合适的财务水平的时候，他会重新进行投资，然后就能够启动经济的复苏。在美国公共部门有这样的压力或者是必须要进行很快的调整，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私营部门还没有完成去杠杆化进程，如果是这样情况发生的话，我会比较关注，比较担忧，我们可能会回到真正的非常大的衰退，而是我刚才讲到的受抑制的衰退。目前在美国去杠杆化的水平或者是这样一个进程发生是比较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是非常支持的，对公共部门的调整如果是太快太仓促的话我会非常担忧，如果是微调，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应该稳定这样的进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种危险实现的话，美国经济、世界经济都会陷入非常深的衰退。

　　卢迈：最后想请每一位嘉宾来总结一下。

　　尼古拉斯·斯特恩：我认为中国应当从富国的教训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做的改革开始新一轮财政改革，这样他需要有祖国能力来应对未来挑战，就像过去应对金融危机和英特网泡沫一样，这次财政改革应该包括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20年前我们在大连开会谈到中国增值税改革的时候，正是因为通过这样的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应对这样的危机，所以我认为明年在大连再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中国新一轮财政改革问题，为中国奠定未来20年的财政基础。

　　马建堂：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中国在过去十年危机前的教训来看，似乎是中国投资过多、储蓄过多，有时候投入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外国资产当中，中国不应当继续这样的做法，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不应当维持过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而更理性的做法，尤其是看到中国现在外汇储备规模，就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内消费，这也是中国结构转型当中最重要的任务。对中国来看，在危机之前中国情况往往是过多的问题、过剩的问题，包括过多的储蓄对于美国国库券或者是美国相关资产过渡的持有需要进一步调整。

　　史蒂芬·罗奇：我只想再次强调，凭借过去多年参加这样论坛的经验，现在中国十二个五年计划当中倾向于消费一些计划应当进一步强调，现在可能时间已经很紧迫了，而这种紧迫性可能领导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而是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因为两个主要外部需求冲击在未来三年也给中国提了一个醒，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就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了，从十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就应该开始实行，这样的关注点应当是非常确定的，包括创造就业，然后提高人们的收入，同时把现在劳动力收入累计的增长变成可支配收入，同时增加社会保障网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步骤都需要加快。我知道今年有中国领导人更替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一个借口来放缓结构调整。

　　迈克尔·博斯金：刚才沃尔夫主编谈到了减税的问题，我想一方面需要对预算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做减税的工作，所以我们中长短期都需要结合起来做，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表示如果没有一个重长期视角，而仅仅做一些短期工作的话，可能会把短期财政措施效用进一步降低，不管是短期还是中期，不管是成熟效用还有其他方面的效用都会降低。第二点，公众现在也意识到了拖延的危险，如果我们看教科书的话，在短期要避免收缩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些中期长期稳定机制的设立，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对预算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双重控制，公众可能对所谓最后悬崖战略没有什么兴趣了，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短期赤字的问题，更重要要看中期和长期的影响。

　　马建堂：关于中国经济不平衡方面甚至可以需要再梳理或者再研究，中国居民支出占GDP比重过低从而不平衡，但是从统计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居民用于消费支出那部分是只计算他个人的收入用于居民指出一部分，他收入花掉的那部分钱计算下来，但是现在很多居民享受到的消费并没有花老百姓自己的钱，比如说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两免一补这是政府花了钱，居民自己享受到，但没有计入居民个人消费支出，恐怕这个要进行再梳理做研究。对于中国一些不平衡的数据恐怕还需要再梳理，再研究。谢谢。

　　卢迈：谢谢马建堂局长。这一节还有很多可说，但是时间到了，到此结束。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几位演讲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