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2年3月28日-29日，由慧致天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主办的“2012(首届)中国领袖力年会暨“慧·中国”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图为复旦(微博)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以下为演讲实录：

　　钱文忠：非常感谢诸位、也非常感谢慧致天诚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和任总一样，奉我的老学长之命前来报到，和任总不一样的是我刚进北大，任总已经被抓了，我来这里主要是跟大家交流这样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一次聚会的核心词是领袖力，那么我想今天到场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商界的领袖人物或者潜在的商界领袖人物，在今天中国有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以在座诸位为代表的中国商界人士已经为三十年中国创造出史无前列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发展奇迹，为这个社会将要创造巨大的财富，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

　　然而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难题之一，我说之一就在于中国创造财富、商界没有拥有和他所创造财富相匹配的领袖力，这大概是中国现在面临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要求中国的商界领袖去创造财富，要求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相当于一部分社会责任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但是我们要求商界领袖去承担。无论你承担怎样，更别说你不承担，就算你承担了，政府是不是满意？公众是不是满意？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好像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不太把领袖力和商界的领袖挂钩，我的理解领袖力是指对整个社会的某一段历史进程重大干预影响力和引导力，这是我的理解。

　　你如果对某一个特殊进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特殊进程拥有影响力、拥有干预力、拥有引导力，这才是领袖力，而中国商业领袖还没有拥有、或者没有在赋予、甚至在被压制、甚至受某种逼迫、随时剥夺你身上这种力量。而在座很多商业领袖恐怕也视之为理所当然，并没有觉得这个有多大不同。所以刚才和俞敏洪(微博)、蒋锡培(微博)先生三个都是无锡人，前面听了陈总、任总三个人讲，我都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中国的企业家讲的第一点都是政治判断力，而来自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家关心就是本身的企业，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集中企业内部和外部发展上，而中国企业家都被迫或者自愿成为政治家，中国每一个企业都被迫成为公共关系企业，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领袖、自己也会拥有领袖力，而只不过认为自己应该被领导、被领袖关怀，处在这样被动的位置。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以为是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传统，中国有什么传统呢？士弄官商，读书是最大头，商在中国传统当中、在大家意向当中一直是第四，商人群体从来没有在中国传统当中稍微接近一点领袖力可能性，好像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心目当中传统是这样。那么49年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宪法已经规定把这个国家领袖力赋予某一两个阶级，比如说工农，这个是我们宪法规定的，那么中国的商人你当然不能视作为工农阶级，你成为商人以后再也别想，很多人也不愿意把自己归为工农阶级，任总刚才走一条路，这条路不知道怎么说？如果在中性意识上，任总走一条路完全是非常相反的路，别人是赶紧变成民营企业，而任总在拼命着按照他们家老太太的希望，把自己转变成国有企业。

　　我们过去四民阶层牢牢把社会创造，最起码在过去创造财富这样阶层定在领导力阶梯最底端，但是他为这个国家领导力奠定物质财富的基础和具有活力的财富，这是他们干的。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是脱节，这是中国可能面临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动不动讲籍贯，比如我讲我的籍贯是江苏无锡，其实籍和贯是两回事，江苏无锡是我的贯，不是我的籍。我们籍是士籍，我的贯是江苏无锡，贯是不能改的，其实我本来没有在无锡生过，但是还讲无锡。籍在传统中国更是不能改，你是商籍、农籍、兵籍、士籍你要改动一下，你要惊动礼部，中国传统当中有一个人发财致富非常有钱，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自己子子孙孙依然是商籍，想把自己子子孙孙改成士籍，这样例子在中国传统历史当中成功极其难见。这样的传统思想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领导者或者中国民众的脑筋当中根深蒂固。

　　清朝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广州看到一个场景大家都很吃惊。当时广东的十三行是中国对外贸易垄断性的一个机构，十三行里边首领姓吴，当年欧洲判官财富起码不亚于洛希尔家族，但是欧洲人看到世界级的巨富，见到七品县官他的轿子经过马路，居然下轿子跪倒在地下。社会政治地位脱节太大，这个国家将是脱节，这个国家注定充满腐败、注定充满各种各样行为，这个国家财富被大量消耗购买权利、寻找权利，这些国家大量获得劳动的财富将不得不流向凭借政治学和政治地位，这样高度上。那么中国的财富很难像任总讲的充满阳光。中国传统确实也有对商人不尊重，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传统无知、误解或者说某种人、某些团体、某些部门处于有意无意对我们传统的遮蔽、放贷导致加深这种传统。

　　在中国传统当中实际拥有另外一个，而这个传统不仅高度承认、高度尊敬中国的财富创造者对于拥有一种领导者资格或者领导者权利，而且这样的人一直被记载在历史当中，比如我们知道春秋左传，当时郑国的商人弦高，原来准备卖牛，途中突然听说秦国军队准备偷袭自己的祖国，他赶着牛群，当时军队大量使用商路，结果把自己几百头牛送给秦国，我奉我国君之命犒劳秦兵，发现自己偷袭不能成功，郑国已经准备，不然怎么派时节送来几百头牛。郑弦高作为承担自己祖国责任商人被铭记历史，而且非常正面。

　　儒家传统其实没有贬义商人的成分，最早儒家传统绝对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在孔孟72弟子当中，就有好几位是商人，孔子有一个学生是自贡，孔子非常喜欢这个孩子，特点非常会讲话、非常会跟人交往、非常会跟人谈判讨价还价、同时具有非常好的前瞻性、具有非常好的判断性，从事投资或者投机屡屡得逞。自贡商人出身在早期儒家传统没有任何问题。像著名的范蠡也是这样，他是商人帮助越国灭掉吴国。范蠡也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人、也是有影响力的人，而且影响一个国家灭亡、影响一个国家兴旺。

　　一方面传统中国财富经营者、创造者、运营者和拥有者历来是有一种自觉，我出身在1969年，过去在北京的街头、在前门大栅栏或者在商业发达的城市一直有一个对联，上联是经商不让讨猪付，获之何妨自贡贤。实际上中国的财富创造者们和他拥有的影响力突破、或者脱节主要摆一个无赖甚至流氓所赐，就是汉高祖刘邦，秦始皇、刘邦开始折腾商人，但是秦始皇没有来得及折腾，汉高祖刘邦规定两条，这两条规定基本铸就中国财富创造者对影响力永远杀死，一条他规定古人也就是商人不得以私丝居，你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乘马车，第二条重税以辱之，最后目的是侮辱他。所以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当吴少国这样人物跪倒在区区七品县令面前的时候，他身上依然穿着布衣，他只能乘驴车或者自己走路。到后来又规定财富的创造者、国家重税提供者他的子孙连当官资格都没有。

　　当然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商人发挥重要影响力，当然这是特例。我在今天早上和俞敏洪一起吃早饭的时候，俞敏洪提出一个观点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当中国发展最强盛的时候、社会文明程度最高的时候、在国际上地位最高的时候，一定是商人阶层最自由，反之当中国人历史最饥饿、最悲惨、最没有影响力、文化最暗淡、文明程度最低迷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商人阶层最不活跃、最受打压。然而到了晚明的时候，中国特别是安徽地区的徽商出现一种影响力自觉或者领袖力的自觉，突然出现一种自觉。

　　在徽商当中王氏家族就有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优秀的商人有哪里就输给一个大士呢？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财富那么他做的事情完全来自于他的良心、良知、乐趣，那么他的坚持一定不会因为追逐财富而被交换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将有最根本的坚持、最根本的信仰和认知，而他的信仰和认知不能交换，到明朝晚期已经有这样的商人喊出这样口号。

　　到了明朝末年士农工商这样社会结构慢慢变成了士商工农，而像王阳明大哲学家、李梦阳(音)口口说士农工商大家专业不同，但是道是一样的，开始说士商以术而同心，专业技能不同、手段不同、但是心里是一样。明朝晚年也恰下史学界有一段讨论，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规模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金瓶梅》小说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士民阶层开始大量出现的时候，也是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不久明朝灭亡，中国金融业、制造业、中国学术业、中国文化在北洋政府期间或者民国政府早期十几年是有长足发展的，当时的增长率在世界居前列，我们今天拥有的好多重工业的基础，是在民国初期创造的，然而刚刚发展的十几年日本又打进来。所以中华民族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大概是宿命的原因，都会遭到外族或者外国的侵略。

　　那么在今天当我们讨论领袖力，而且这个范围非常独特，是讨论商界领袖能不能拥有领袖力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大家提到日本一个人物，涩泽荣一他写一本书，在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早就有中文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多针对商界领袖培训、讲座也没有人提议，我想培训的讲师可能太忙，主要忙于在讲。这本书叫《论语与算盘》，他希望日本拥有武士一样的灵魂和信仰，拥有商人的财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日本拥有很多士魂商才这样的领袖或者潜在领袖，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士的概念按照中国传统转化一下，我们也提倡士魂商才，我们希望这也是不是日本武士，而是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士大夫精神、像传统士大夫当仁不让的勇气、不惜为民族牺牲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不能是书呆子、这些人物应该拥有商人一样的精明、商人一样的意志、商人一样的算计和商人一样的才华，如果有这样人在我们民族出现，一方面能够把《论语》读的滚瓜烂熟，能够非常领悟非常深，一只手能把算盘打的飞快，这样人将改变中国领袖力分配的现状，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拥有领袖力的人，而如果拥有领袖力的人这样人越多，中国未来越有希望，反之如果拥有领袖力的人不是这样人，中国未来将暗淡。

　　所以今天限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把自己最近一些思考向各位今天的商业领袖和未来潜在商业领袖们，做一个交流和请教，这只是我个人非常粗浅的看法，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