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综合报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于丹4月3日在博鳌论坛“释放文化的潜力-传承与创新”分论坛上称，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孔夫子的东西，她喜欢道家的东西，出来讲儒学是为了要替受文革影响的那一代孩子做一个忏悔。要把自己的心还给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心去读一读历史和古典。

　　现场实录：

　　于丹：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待在大学院墙里面的人，在院墙里面做学生到在院墙里面做老师。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读书的人，首先还不是讲，而是读书。我一直在想找到一种阅读的方式，所以如果说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找到了一种叫做心得的阅读方式。有点像可以去你们那里做读书节目，一己心得而已。

　　我其实是试图找到一种个人的阅读方式，我要先说一下40年前的感受，我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记得最多的一个词叫做“批判”，因为文革里面在批判一切，我开始的记忆叫做“批林、批孔”。我当时知道不敬的说法叫孔老二，孔老二的脑袋在所有的漫画里像土豆一样，因为他克己复礼，所以要把他踩在脚下，为什么他克己复礼就和林彪有关系了？我们这些小孩哪知道？一定要跟着批。

　　后来长大了，曾经有人问为什么你出来讲儒学？刚才冯导说不是特别喜欢孔夫子的东西，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也喜欢道家的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出来讲儒学呢？因为我要替那一代孩子做一个忏悔。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还给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用自己的心去读一读历史和古典。所以我就在想这颗心还在吗？我能不能用一种叫做一己心得的方式写一本论语心得，写一本庄子心得，写一写我所看到的中国的昆曲、诗词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我这些年一直所沿用的心得体。

　　因为以我的年龄和学养，让我很系统的去讲一个理论学说，那我愧不敢当，我没有这个资质和能力。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当下以我自己的困惑去求教圣贤经典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启发，能让我从血液的基因中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的叩问给我这个答案，我这样一个生于文革，中国文化最惨烈年代的孩子，我都可以被文化成全，比我年长和比我年幼的人大概状况都比我好一点。再比我小20岁的人，他们的课本已经恢复了。像我们这一批在70年代读小学的孩子应该是最惨烈的。那我们都可以用一己心得的方式去还原，我觉得我的方式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也找到中国人的底气呢？很大程度上我讲的事情与学术的关联度没有更大，我所阐述的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态度。我所讲的是文而化之，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