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综合报道】“我们的体制、法制建设中渗透着一种好像是极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没有办法落实。所以这样一套法律也受文化理念的支撑，形成了非常严重的体制性缺陷。”4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博鳌亚洲论坛“慈善体制改革：透明度、专业化、公信”上如此表示。

　　王振耀说，昨天的《参考消息》又公布了一条福布斯的调查，这个调查结果不知道大家作何感受。调查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一千多名亿万富豪做事情的比较，他发现中国和俄国的企业家，俄罗斯仅次于美国，亿万富豪排在第二位，中国是95位。他说中俄的企业家做慈善的少，欧美国家一半都建了基金会，俄罗斯26%，中国是7%。所以，我觉得这两组，就是这样的图景应该说反映出大陆的慈善是处在刚起步的阶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有体制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体制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法律是好心制定了最严格的法律。很多人会问我，说是不是将来富豪依靠捐赠洗钱？我说别的地方好洗钱，但大陆不好洗钱。他说什么意思？我们的法律大家想一想，注册要主管单位，这首先就很难；还有每年的支出，公募基金会70%，非公募80%，比美国还高。美国没有公募、非公募，只有一个标准，大体上就是5%。行政费用只可以用当年支出的10%。

　　大家想想，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安排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一套标准。就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社会还在争论为什么要用来做行政成本支出？慈善就应该是奉献。你们可以听一听，我们的体制、法制建设中渗透着一种好像是极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没有办法落实。所以这样一套法律也受文化理念的支撑，形成了非常严重的体制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