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在何方

　　与印度：目前中印两国都处于转型阶段，中国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印度则在向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这就在客观上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阿富汗：阿富汗的铁、铜、云母、绿宝石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许多中资企业有投资意向；

　　与孟加拉：孟加拉国从中国进口部分日用陶器，向中国出口薄钢板；

　　与尼泊尔：中资企业对在尼泊尔开发水电、共建工农业项目表示出浓厚兴趣。

　　11月8日，腾冲县口岸办主任陈兴华站在即将竣工的腾冲猴桥口岸联检大楼面前，向记者描绘未来双边贸易的兴盛与繁茂，在他看来，如果一切顺利，未来中缅、中印贸易将由此展开，并再现过去“丝绸古道”的繁华光景。

　　一天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李纪恒代表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在云南举行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后的云南肯定越来越红火”。

　　两个不同的场景，却反映了同样的诉求云南向南的步伐已经摆脱了长达8年的原地踱步，开始以奔跑的姿态呈现在“国字头”展会起跑线上。

　　站在政策的层面，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滇落子，不仅仅是为云南增加一个可以媲美“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展会那么简单；在领导层心中，它还将和昆明进出口交易会（下称：昆交会）一同，向国家桥头堡战略方向前进。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云南面对“南亚”这个比“东盟”还陌生的区域，如何从了解到默契，现在来看，路还很长。

　　就像那句励志老话：任重而道远。

　　结缘 近水楼台的优势

　　云南与南亚最早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张骞尚未凿通西域、开辟西北丝绸之路以前。

　　那时，西南的先民们就已经赶着马帮，开发了一条自四川成都至滇池沿岸，经大理、保山、腾冲进入缅甸，远达印度的“蜀身毒道”（身毒为印度的古称），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比西北丝绸之路至少早了3个世纪。以这条路为贸易纽带，“金银宝货之地”在云南保山为中心的区域诞生，也将当时的云南经济推到“与华夏同”的水平。

　　60多年前，当马帮的铃声被二战的枪炮声所替代，中、美、印、英、缅等国合作修建“史迪威公路”，在其他通道被日军所切断的情况下，各种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从云南输送到全国，也使整个云南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和物资进出通道。

　　然而战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来，这些古道早已湮没，不敷使用，随之而沉寂的还有整个云南的繁荣。“如果从国家的中心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远得不能再远的末梢，但如果把国界作为我们的一个屏障，那么我们则到了一个"口袋底"。我认为保山就是这样一个"口袋底"，我们的发展必须要把它捅破。”时任保山市市委书记（现任省商务厅厅长）熊清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认为。

　　云南省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也有着“捅破口袋底”的诉求，沉寂半个多世纪的千年丝路又开始活跃。

　　猴桥这个距密支那155公里，距印度的雷多549公里的口岸，刚好成为那条路上的焦点。“猴桥离南亚的距离最近，从猴桥口岸进入缅甸北部，深入印度，进入恒河流域。”陈兴华详述车经猴桥深入东南亚、南亚的贸易路径，只可惜“最近缅甸境内的彩虹桥被炸断，通行的老缅车少得可怜”。

　　不过，也是在这两年里，他眼看着这一片荒山从土地平整、砖石运输、马路浇筑，到如今新大楼耸立、电子化通关设施一应俱全。

　　与他的见闻相佐的是，云南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的增长。截至2011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974.27亿美元，同比增长20.9%，云南对南亚国家的贸易总额10.8亿美元，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站在更远的范畴看，泛亚铁路启动建设，其中西线大瑞铁路一旦建成后，将开辟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陆路通道，搭建起第三座欧亚非大陆桥。“中国与南亚的合作潜力巨大，但地缘上的优势就是近水楼台的优势，只有建立大通道，才能先得月。”在猴桥口岸附近做贸易的商人坦言，他的理由是，现在铁路的运输满足率只能达到30%，物流的运输90%靠公路运输，客运当中公路也占很大的比重，所以使物流人流成本增加了。铁路通道还没完全建起来，主体上还是不便捷，运输成本还很高，这也是云南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如果因为天气或者其他因素公路不能通行，货物从南亚出发到云南要通过南亚港口再经马六甲海峡先到广西、广东等省区的口岸，再由铁路运到云南，实际运输距离则被拉长到4000多公里，陆路优势丧失，想把南亚贸易继续做大的可能性十分有限”。

　　熟悉 在谨慎中逐渐磨合

　　交通之外，云南还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交流。

　　从2000年起，云南省政府主要领导不定期出访印度、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等国家，并举办商务投资推介会和洽谈会，进一步扩大云南在南亚国家的影响，吸引南亚各国政界及商界对云南的注意力。从2004年开始定期举办的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也让云南与南亚各国政商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不过，对于云南人来说，对南亚的熟悉来自同年的“昆交会”上，首次增设“南亚馆”（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四个南亚国家参展。2007年，“南亚馆”更名为“南亚国家商品展”）。

　　长达八年的时间磨合，让南亚国家商品展从最初的4个国家，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参展，斯里兰卡的红茶、印度的手工艺品、孟加拉的麻制品、尼泊尔廓尔喀弯刀为昆明市民所常见。

　　不过，云南省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仍用“在谨慎中逐渐磨合”定义云南与南亚的经贸交流，“让人满意，但并不满足”。

　　云南企业没能在南亚“大展身手”，最主要的是双方了解少，“云南人原本就是家乡宝，企业走出去的就更少了”。上述人士认为，过去，云企将重点放在周边东南亚国家，忽视了南亚市场。“人流少，就无法带动物流，更别说开展大额贸易。”

　　“这都需要时间。如果将时间倒退到10年前，云南与东盟国家之间也是同样的陌生。”也有人表达了不同看法：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交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陈利君认为：“总体来说，中国与南亚国家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虽然中国与这些国家都处在工业化阶段，但细分之下，各国的具体状况很不一样。”中国已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东南亚、南亚很多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是起步阶段，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产品、加工业等方面的互补性很强。

　　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基建设备等领域有着领先的技术优势，近几年从南亚各国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均多次表态，热情招揽中国投资，“期盼更多中国企业去南亚投资兴业”。

　　以印度为例，作为“全球办公室”的印度，IT、服务业、外包产业等第三产业发达，金融业、证券、保险等行业管理规范有很多云南可借鉴学习的地方，也有多方面合作可能；而云南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矿业较强，能源、电力是云南的强项。尤其是云南对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利用较快，也是今后可以拓展的领域。

　　“中国和印度作为10亿人口的大国，都需要相对比较宽的产业链，否则不可能变成现代社会。中国需要加强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在这个领域仅相当于印度的1990年代，而印度更急切地要改变制造业的软肋，国内生产的消费品已无法满足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的需要。”业内人士认为，“这虽然不会马上带来机会，但在未来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空间。”

　　印度知名政治家兰密施早在2005年出版的新书中“冒险”使用“CHINDIA”一词，以表达21世纪中印一体、共同利益大于战略分歧的判断。某种程度上，这个词汇用在云南与南亚产业发展上也同样可行。

　　未来 希望多部门协作协调

　　上述的隐忧与希望并存，更像是整个云南现状的缩影。

　　“这一次，有了国家平台的支持，过去我们在东盟市场上的老问题，是否会再一次在南亚市场上重演？”一业内人士如此反问：可以借鉴的是，最初颇受好评的广西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最近几年的影响力也有了逐渐衰弱的态势。

　　事实上，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接受采访的企业人士也都表达了这样的担心，“目前云南政府希望能够借助桥头堡机遇追赶沿海步伐的决心很大，却是否知道自己应该优先发展什么？”

　　一学者建议：“企业别只盯住货物贸易，而应多在服务贸易和投资上动点脑筋，包括物流、旅游、文化产品等。同时，要充分研究法律和政策细节，不一定非得把货物"倒腾"出去才是贸易，多挖掘能为"中国-东盟""中国-南亚"做服务的契机，发展服务贸易。”

　　>而长期做生意的老板们心里更加清楚，“中国-南亚博览会”这样的平台看似和昆交会类似，但也是一个更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只认为是一个国家支持展会的事情，但事实上，要融入商务、交通、质检、海关等部门的协作，还可能关系到金融、规划、国土等部门的协调。”该人士指出：“除了企业自身的规划和努力，还需要政府在更大范围内的统筹与协调。例如，国家给予多大的政策力度支持，直接关系到南亚国家的态度；云南省政府如何把握这个契机发展本省经济，这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

　　无独有偶，一从事贸易的老板更加实在，“目前，中国-南亚博览会的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多说无益。我们不仅希望政府只搭建一个展会平台，而是深入交流，将展会(www.vanzol.com)平台作用放大，为何不把在常与东盟、南亚做生意或者投资的人组织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意见。”

　　然而，在实操过程中，云南面对“南亚”这个比“东盟”还陌生的区域，如何从了解到默契，如何做到各方协调得当，长短期目标兼顾，与企业形成合力，过程中的细节与反复，就像那句励志老话：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