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上海早教类教材展|2022绘画和涂色书展另一种学前教育：校长是卖调料的，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写的 CPE中国幼教展

开放式教育，这儿的孩子普遍精神状态好，性格开朗，身体素质也好，几个大孩子和我一起围 四环游戏小组的发端，就是希望改变流动儿童家庭孤立无援的困境。最初，小组服务于什刹海附近润德利四环综合市场中的流动幼儿，因此得名“四环”，也曾被称为“菜娃幼儿园”。这个今年已经迈入“成年”的“小组”，缘起于张燕的一次田野调研。

2004年，张燕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她一直关注社区教育，社区教育在欧美等国不是新鲜理念，这些国家的一些孩子选择“在家上学”，社区教育给这部分孩子以及学龄前儿童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一个学生告诉她，位于北京西二环的四环农贸市场有很多孩子，很快，张燕带着研究生来调研。

在市场里，张燕看到80多个放养状态的学龄前孩子，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托幼机构。那些摊商家庭的社会生活局限在四环市场内，缺少其他社会参与机会，他们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对于孩子的行为习惯和性格养成普遍没有概念。一些家长尝试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但公立园难进，私立园费用高，而且这些常常半夜进货、天不亮就要出摊的人们，也没有精力遵循幼儿园严格的接送时间。

张燕萌发了帮助摊商兴办育儿看护点，并在市场中探索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想法，她想到了游戏小组（Pre-school playgroup）。

游戏小组最早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经组，

可能我就没有快乐的童年”

马楠记得，进入北师大学前教育本科专业不久就听说了四环游戏小组，小组在学生间颇有名气，“跟着张燕老师念硕士的师姐都去当志愿者。”

这是张燕带研究生的规矩——从研一开始，就要待在“四环”：每天写半日活动总结、教学日志，每周参加游戏小组的例会，写出的材料张燕亲自看。她还要求学生的论文必须与游戏小组相关。张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的教育整个封闭在象牙塔里，不接触社会，这样的观念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张燕希望在教育中看到的是“知行合一”。

在小组初始阶段，不理解不仅仅存在于学生中，摊商家长们也对“共建”模式感到疑惑。摊位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当“妈妈老师”“爸爸老师”。于是，志愿者每天组织完孩子活动都下摊位，和家长沟通孩子的表现，了解家庭情况。为了让家长去参加家长会，他们替家长看摊，换家长去小组参加活动，不少家长参加一次家长会就上瘾了，之后成了小组活动铁杆支持者。原本只顾生意的摊商开始关注孩子和教育，定期写育儿日志互相交流，其中的能力突出者在小组担任荣誉校长。

张燕和学生根据课本上所学，又结合摊商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例如，强调游戏的程序感，帮孩子养成良好生活常规；强调乡土文化，利用生活资源，而不照搬城市幼儿教育模式；着重培养孩子缺乏的阅读、语言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

小组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式并延续了十几年：实行混龄制。日常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从日常生活入手，引导孩子自主学习。每天的教学由晨间阅读、晨操、蒙氏自主活动和主题讨论等环节构成。老师是引导者，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者。

“没有游戏小组，可能我就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如今已上初二的妮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校长是市场里卖调料的，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小雨爸爸写的，小朋友们年龄不同但是互相亲近。直到现在，她也不惧怕上学，不怕老师。她还记得，游戏小组每天都发一个故事，用来在睡前十分钟读，但她的妈妈晚上要工作，做电梯维修工的爸爸也忙，没有时间给她读，她就自己看，慢慢养成了阅读习惯。

2014年9月，四环市场贴出一则公告，因为城市环境规划升级，市场将在一个月内被拆迁。这个于1999年开业、曾满足了周围居民“一站式购物”需求的市场，告别了历史舞台。这次拆迁也彻底改变了四环流动人口的社区生活，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谋生的活路和落脚地。

出于生计和孩子教育的考虑，大部分四环家庭选择回乡，幸运的妮妮因为一户老邻居借出了房本，得以留在北京读小学。但离开是早晚的事情，由于不能在京中考，妮妮小学毕业后回到河北老家=论回乡还是留在北京，四环游戏小组的经历在这些家庭的变迁和孩子的成长中，不断发出回响。“四环”家长受小组参与经验的影响，普遍重视对孩子的陪伴。从2006年开始在四环市场租下摊位卖调料的何湘曾担任“小组”的校长，2014年他带一家人回到老家湖南邵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湘说，市场要关闭时，他们夫妇原本可以留在北京打工，让孩子和老人回去，但最终他选择和孩子一起回乡，全家人在一起。何湘的两个孩子，凭借在“四环”培养出的出色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快融入了新的学校中。

“影响了家长和孩子的一辈子”

早在四环市场撤市前，就已经有社区附近的京籍孩子加入游戏小组。2014年之后，越来越多认可小组教育理念的北京家长把孩子送来，如今，京籍孩子已经超过1/3。同时，小组也逐渐被一些特殊儿童家庭知晓，轻度自闭的孩子、戴助听器的孩子、因病无法正常行走的孩子……所有在大型幼儿园遇到困难的孩子，小组都欣然接收。

张燕说，开展四环游戏小组的***步就是和所有参与者建立平等对话的合作关系，不居高临下，也不扮演“救世主”角色，家委会始终是小组的重要支持。小组的妈妈老师张意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组不仅教育了孩子，对很多家长也是一种启蒙。孩子从小组毕业时，同时“毕业”的还有家长。

何湘曾连续四年担任“四环游戏小组”校长，他坚持多年记育儿日志，其中一篇记述了有一天，他忙完回到摊位，发现孩子捉迷藏时把摊位上一整袋花生米全撒在了地上。他并没有粗暴地训斥孩子，而是用沟通的方式让孩子自己认识到了错误，并理解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意与关心。

记述中体现的对孩子的尊重、民主和耐心细致，俨然是一个教育家的做法。“教育没有权威。”在今年4月的家长会上张燕对家长们说，“教育太复杂了。”

如今已回乡的何湘，在2016年小组12周年庆时，专程赶回北京参加，在他看来，在小组的日子，“影响家长和孩子的一辈子”。北师大师生创办四环游戏小组的最初目的已达到，这些农民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已经产生内生力量。

2011年，已经60岁的张燕招收了最后一批研究生，带完这批学生，她将退休，游戏小组将不再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志愿者老师。“四环”创建之初就想到的“造血”——在家长中寻找、培养老师被提上日程。

妮妮的妈妈丁凤云是小组的第二位妈妈老师。她结婚后大多数时间在家带孩子，偶尔去做保洁工。最初，她完全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不会干，也干不了”，张燕鼓励她，“一边学一边干，每个人都是这样。”每周，张燕都组织志愿者和老师培训学习，总结本周工作，分享遇到的问题，集体讨论解决，然后制订下周计划。

这一干就是8年，丁凤云是在小组工作时间最长的妈妈老师。几年间，她通过自考修了专科又修本科，考过幼师资格证又考取园长证。去年上半年，丁凤云因为搬家离开了小组，如今是一家私立托育机构的园长。

“没有实践那是假的，你越觉得自个了不起，端着，其实你越不懂教育。活生生的孩子难道不是***的教科书吗？”这是张燕对教育的看法。

从2014年至今，游戏小组已经从家长中培养出了八名妈妈老师，如今撑起小组日常教学的三名全职老师，全部出自家长。她们为孩子写的成长故事、儿童个案，均发表在了日本的“儿童研究网”上。

日本福山市立大学儿童教育学科教授刘乡英，曾多次带学生来游戏小组考察、交流，在她看来，游戏小组从家长中培养老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些老师却丝毫不逊于正规幼儿园老师，甚至更好，因为她们领悟到了学前教育的真谛——“眼里有孩子”。

夹缝中生存

截至2018年的统计，四环游戏小组服务过的孩子达到31200人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计6240人次，近1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把研究定在小组，共有超过600名孩子从游戏小组毕业。但小组始终不是教育机构，多年在身份、场地、资金来源与政策变动等层出不穷困境的夹缝中生存。

成立伊始，小组因为解决了摊商子女的学前教育难题，曾得到四环市场办公室的支持，允许小组活动在办公室的小院进行，后又提供了一间闲置仓库。可一旦北京举办大型公共活动或遇到大型公共事件，小组就面临“关停”。

最长一次停课和“危机”发生在2010年。接连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引发大规模排查，街道要求市场加强安全管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市场管理办不愿再承担支持游戏小组的风险，收回了一直提供的免费场地，在当年5月通知小组“无限期关闭”。

被关停后，志愿者和家长四处找空地，分成小队带领孩子们游戏、学习。一年后，找到了大半截胡同的新场地，当时房东开出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半年起租。这又让小组犯了难，自成立之日起，除了孩子们的学习资料印刷费和给志愿者每人每月20元的交通补贴由张燕从科研经费中拨出，小组几乎是零成本在运行。

此时，家长们主动提出设立“房屋自助基金”，每人每月交150块钱。此时，多亏北京一所语言培训机构向小组捐助了5万元，才凑够了房租。之后的十几年，随着物价和房租的不断上涨，游戏小组的“房屋自助基金”也不得不随之增加，如今为每人每月800元。

这次长达一年多的关停，让小组的几个主要志愿者意识到，小组必须有正式身份。马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08年之前小组就尝试过工商注册，可由于市场办公室无法提供房产证而作罢，搬到大半截胡同后，房东为他们提供房产证原件，但工商部门要求居委会出具房屋民转商证明，但居委会说无法开出此类证明。于是，小组又重新努力注册成为民营非营利组织（NGO），西城区民政局社团办告诉他们，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小组也不能注册为NGO。马楠记得，当时几个师姐跑这件事，也想过求助母校，挂靠到北师大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又被告知，中心没有公章，无法挂靠。

身份悬而未决之时，小组的教育理念却先被社会和官方认同。2010年和2013年，四环游戏小组两度发起召开“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2012年，小组与北京市教委合作的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项目也正式立项通过，北京市教委委托四环游戏小组对分布在朝阳、海淀、石景山等城乡结合部“山寨幼儿园”的近百名学前教育从业者和志愿者进行培训，推广四环游戏小组的教育理念。2016年，小组入选亚太幼教区域组织（ARNEC）“发展中国家本土幼教创新案例集”，是中国***入选的社区儿童公益组织。

2011年，小组向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提交申请，希望进入草根公益组织孵化器。对方要求小组要有固定成员，不能全部为志愿者，此时马楠即将硕士毕业，她决定留在小组，成为小组成立以来的***个固定成员。由于涉及儿童和教育，处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夹缝，孵化并不容易，直到2014年，有公益机构经验的志愿者李远香加入小组，事情才有了进展。

2016年8月，小组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社会组织，官方名称为“四环之友社区服务中心”，以“社区亲子活动”的形式教学。法定代表人李远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上半年，政策突然“开了个口子”，熟悉公益圈的李远香听说消息后赶紧再去申请，从递交申请到拿到执照，不到两周。才刚拿到执照，政策就再次收紧。“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小组能申请下来执照是一个偶然事件。”李远香说，“如果错过那个时机，就申请不下来了。”

虽然有了正式身份，但四环市场撤市后，小组失去了一大批孩子，而房租在涨，如今小组的日常开销由张燕和志愿者们编书、发表文章的稿费、张燕的部分科研经费及不定期社会捐赠维持。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小组的很多交流合作只能停止，原本有捐赠意向的企业也停止捐赠。

由于在平房民居中教学，小组也需要特别注意邻里关系。北师大体育老师唐海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组的老师每年都提着礼物去拜访邻居，每天中午12至14点，孩子都要被接走，防止影响邻居休息被投诉。

根据2021年公布的数据，“十三五”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几年前，张燕谈到过四环游戏小组的梦想，就是将“四环”模式推广，农村的妈妈们回到农村自己办小微园，城市的流动儿童家庭组织起来，办游戏小组。如今，她无奈地说“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教育不是孤立的，与经济、人口、政策等等紧密相关，只能做一点算一点”。

张燕常说，自己是教育界的边缘人。她根据小组的经验和研究出版的《四环游戏小组的故事》《把种子埋进土里——四环游戏小组社区融合教育实践》，也不算学术成果。小组的志愿者唐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尽管流动儿童的生活会面临很多难题，但无论如何，留守儿童的境况远远糟于流动儿童，多一些四环游戏小组，就能让更多孩子跟在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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